解决疾病大流行下的性别问题成为当务之急
2020年5月11日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团结整个社会的大部分责任都由女性承担，包括在家庭、医疗保健、学校和照顾老人等的方方面面。在许多国家，妇女都在无偿履行这些责任。不过即便有专业人士参与，也往往以女性为主导，而且她们的薪酬往往低于以男性为主导的职业。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 引发的危机更加突显出这种性别差异。各区域框架、多边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必须认识到，妇女将在化解危机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在为应对此次流行病及其经济后果制定相应措施时，应当涵盖性别视角。
针对当前危机，我们认为在以下三个领域内，妇女和女童面临重大风险，需要更加有力的保护。
首先，经验表明，家庭暴力、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在危机和灾难期间会有所加重。2014-2016年的埃博拉和2015-2016年的寨卡疫情期间，上述的暴力行为就有所增加，而现在的情况似乎也未曾好转。在隔离或采取居家措施的情况下，与暴力和控制欲强的男性生活在一起的妇女和儿童会面临更大的危险。
待危机结束，当人们可以再次自由行动时，这些寻求帮助的妇女和儿童只会有增无减。我们必须确保维持和加强相应的援助水平，为妇女提供庇护所和其他形式的支持。政府和公民社会团体必须提供更多的资源，如紧急住房和电话求助热线，或许还可以像许多其他领域那样，创新地使用移动技术。
第二，全球卫生和社会服务人员中70%是女性，此次疫情的一线工作人员绝大多也是妇女。我们急需为这些妇女赋予权力，对于同时承担主要家务责任的妇女，应优先向她们提供更多的资源，因为后期她们还可能要照顾受感染的家庭成员，从而面临更大风险。
妇女占世界老年人口（特别是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代表她们也占潜在冠状病毒患者的大多数。然而，她们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往往比男性少。更糟糕的是，在经历过流行病的某些国家，一旦需要为危机重新分配资源，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方面提供的服务——包括产前护理和孕妇保健以及获得避孕药具和安全堕胎的机会——就会减少。对这类服务减少投资会对妇女和女孩造成严重后果，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患于未然。
最后，女性在经济上尤其处于弱势。从全球来看，女性的个人财务状况要差于男性，她们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也不是很稳固。此外，单亲父母中多数是女性，当前全面蔓延的经济滑坡将对她们造成更大的打击。
鉴于上述差异，在制定经济危机的应对措施时，必须考虑到妇女的特殊情况，特别是在冲突地区和漠视性别平等的其他地区，妇女和女孩有可能被排除在决策进程之外，进而可能被完全忽视。
今年是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的25周年，当时国际社会在大会上通过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我们借此呼吁各国政府重申女性与男性享有同等权利参与决策的原则——她们的观点必须得到考虑。
为此，各级政策制定者在为这场危机的制定对策以及为下一次危机做准备的时候，都需要听取妇女权利组织的意见并与之接洽。我们应该始终用以下问题作为引导：这个问题对女性和男性的影响是否不同，如果不同，我们如何才能达成更公平的结果？
我们必须确保女孩有和男孩一样多的学习时间，不必承担照顾兄弟姐妹和父母的全部责任。我们还必须从Covid-19危机中吸取正确的教训，我们需要就妇女对医疗保健、社会服务和经济的贡献，认真审视对此的重视程度和报答方式。我们应如何确保妇女不被排除在现在和未来的重要政治进程之外？
如今，所有国家都面临同样的危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战胜Covid-19。鉴于我们拥有共同的未来，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努力确保将未来建立在团结和伙伴关系的基础之上。各国政府和联合国必须展现出自身的领导力。我们知道，性别平等的社会比那些性别差距巨大的社会要更加繁荣，发展也更加可持续。现在正是全球决策者将性别平等视为首要任务的机会。我们敦促他们挺身而出，抓住时机。
本评论由加纳外交和地区一体化部长雪莉·阿约科·博奇韦（Shirley Ayorkor Botchwey）、西班牙外交部长阿兰查·冈萨雷斯（Arancha González）、牙买加外交和对外贸易部长卡米纳·约翰逊·史密斯（Kamina Johnson-Smith）、韩国外交大臣姜京华（Kang Kyung-wha）、瑞典外交部长、瑞典欧盟事务与贸易大臣安·林德（Ann Linde）、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雷诺·马苏迪（Retno Marsudi）、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潘多尔（Grace Naledi Mandisa Pandor）、联合国妇女署执行主任普姆齐莱·姆兰博-恩格库卡（Phumzile Mlambo-Ngcuka）和挪威外交部长伊娜·埃里克森·瑟雷德（Ine Marie Eriksen Søreide）共同签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