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长黄英贤
演讲
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
堪培拉
*以实际演讲为准，致辞省略*
很荣幸能够出席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活动。
在此，我想回顾过去三年来，我有幸在阿尔巴尼斯工党政府领导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历程，重点阐述我们在地区、关系和规则方面的优先事项。
展望未来，随着澳大利亚在愈发不稳定的世界中构建我们的未来，韧性将成为更为关键的首要任务
首先，我想谈谈上周发生的历史性事件。
与印度尼西亚达成《共同安全条约》的谈判，是我们两国关系史上的重要篇章。这标志着双方合作提升到新的高度，我们将携手行动，共同维护两国及本地区的和平稳定。
这是自苏哈托-基廷《维护安全协议》以来，我们两国伙伴关系深化过程中最大的进展。
它体现了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高度互信和共同愿景。
工党对印度尼西亚始终秉持这一方针。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的未来系于我们所在的地区。
从最初奇夫利和伊瓦特为印度尼西亚独立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持，到惠特拉姆在1972年竞选启动仪式上宣布致力于改善与印尼的关系。
下一任工党总理鲍勃·霍克曾在雅加达说道：
“如果错失任何消除误解、巩固共识的良机，不仅是对两国人民责任的辜负，更是对我们在本地区共同命运的否定——这种命运让我们紧密相连，唇齿相依。”
紧密相连，唇齿相依。三年前，阿尔巴尼斯总理在首次双边访问中便表达了这一情怀。
总理谈到了马卡萨人与澳大利亚北部原住民之间的海上航线和贸易往来。
工党的外交政策，或许要从我们对本地区共同未来的理解说起……
……而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两国人民早已懂得彼此命运相连，明白合作的价值。
阿纳姆地的约尔努人用印尼渔民的金属斧头制造独木舟。
马卡萨船只的风帆也被永久镌刻在约尔努人的艺术作品中。
这些联系早在你我之前便已存在。本周，随着我们的协议开启新纪元，这些联系更平添了几分深刻的感触。
我之所以从印尼谈起，是因为它充分展现了我们对待本地区的处事方式。
我们都能看到，世界正变得愈发不确定、愈发不稳定。流离失所的人越来越多，挨饿的人越来越多。在苏丹、乌克兰、加沙以及其他地方，冲突也越来越多。
澳大利亚将始终积极参与多边努力，为保护平民和维护国际法贡献自己的力量，因为和平生活不应取决于你出生在哪里。
话虽如此，作为印太地区的中等强国，我们最重要的责任是支持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印太地区是塑造世界未来最关键的地方。
这里关乎我们最重大的利益。
这里也是我们能够发挥最大作用的地方。
从我们上任第一天起，总理和我就飞往日本参加四方安全对话会议；从我首次出访太平洋岛国论坛，到总理首次对印尼进行双边访问，本地区一直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在经历了一些人所说的混乱十年之后，我们面临着相当艰巨的任务。
我们需要让本地区确信我们的承诺——我们的诚意。
在我担任外交部长的第一年，我访问了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每一个成员，以及除缅甸外的所有东盟国家。
总理一直强调，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抢占地盘。
我们的外交政策是这样，澳大利亚在本地区的定位也是这样。
我们不仅仅是生活在这里。
我们不仅仅是居民。
我们是塑造者。
过去三年半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在本地区构建澳大利亚的未来。
我们增进理解，正如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所说，这是建立在平等关系的基础之上。
我们建立关系，构建包容性基础设施和经济机遇，以此改变人们的生活，促进稳定，推动繁荣发展。
我们共同构建区域防御能力，捍卫并维护各国主权。
在我们政府的领导下，澳大利亚在本地区的每一段关系都得到了加强。
每一段。
要理解我接下来要描述的架构，不妨先看看地图。
因为我们已经与四个国家签署了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条约，与六个国家提升或深化了伙伴关系，并在与另外四个国家的协议上取得了进展。
我们已经完成了与印度尼西亚新条约的谈判。
我们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了《鳄鱼条约》，将我们最近的邻国转变为我们最新的盟友。
我们与瑙鲁签署了《瑙鲁-澳大利亚条约》，与图瓦卢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勒皮利联盟》。
我们正在推进与斐济、汤加和瓦努阿图的新协议。
我们在没有妥协自身利益的情况下稳定了与中国的关系。
我们提升了与日本、越南、菲律宾、老挝和文莱的关系，深化了与新加坡的伙伴关系，并同意加强与印度的合作安排。
这一切在2021年都是难以想象的。
然而，阿尔巴尼斯政府积极推动达成了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共同守护我们期望看到的地区。
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与地区国家密切合作，通过东盟和太平洋岛国论坛等组织携手并进，这些组织是我们集体安全与繁荣的基石。
我们知道，团结协作让我们更加强大。
现在，让我明确一点。我说过，我们推进了本地区所有的双边关系。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战略环境变得更加轻松。
地区格局的变化是永久性的。
动荡与竞争也是永久性的。
中国将继续致力于根据自身利益重塑地区格局。
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将继续进行破坏和制造不稳定。
面对如此多的活动和竞争，澳大利亚不可能每次都能如愿以偿。
但我们将每天在竞争中坚定维护国家利益。
我们通过双边途径推进这一目标，包括利用我们在该地区提升过的各项关系，同时也通过区域主义机制来实现。
区域主义是中小型国家应对权力不对称的最有效方式之一。
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当东盟和太平洋岛国论坛团结一致发声时所展现出的力量和影响力。
两者都有能力建立规范、设定预期，无论对大国还是小国。
这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的协议架构，确保了澳大利亚在本地区的安全。
这些协议的前提是，澳大利亚能够根据各国实际情况与之接洽，并调动我国各个层面的力量。
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就能看到这一点，我们知道这些地区需要更多投资、商品和服务来推动经济发展，并支持向清洁能源转型。
回应这些优先的需求符合澳大利亚的经济和战略利益。
这也带来一种保障，让我们确信他们的成功就是我们的成功；创造共同价值，促进和平与稳定。
正因如此，我们通过《至2040年的澳大利亚东南亚经济战略》支持了12亿澳元的新增澳大利亚投资。
这也是我们为印度推出《新经济路线图》的原因。我们设立了新的贸易与投资促进基金，以助力开拓新的商业机遇，同时继续就升级版经济协议进行谈判。
我们新设立的20亿澳元“东南亚基础设施融资机制”正在启动澳大利亚投资项目，包括为15家澳大利亚养老基金创造即时投资机会，并支持可再生能源、电信和基础设施等关键项目。
澳大利亚出口融资局目前在东南亚支持的交易已占其总量的四分之一，这标志着我们取得了初步成效。
除贸易和投资外，我们还充分发挥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气象局及其他澳大利亚机构的专业优势，为地区的能源系统规划、韧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清洁能源转型提供支持。
我们正联合东帝汶、北领地政府和原住民土地所有者，协助东帝汶改善偏远社区的电力供应。
在太平洋地区，我们同样以倾听、协商和回应的方式，按照太平洋方式优先处理太平洋事务。澳大利亚致力于成为一个友善的邻居，一个尊重伙伴的国家。
这一点在太平洋地区至关重要，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到现在依然会有人向我提及前任政府对气候科学的漠视和对太平洋大家庭的不尊重。
阿尔巴尼斯政府致力于重建关系、恢复太平洋大家庭之间的信任，以便我们能够再次成为各方愿意选择的合作伙伴。
例如，通过网络快速响应计划（Cyber RAPID），我们在大规模网络攻击后协助恢复关键服务；或是通过外交贸易部和澳大利亚国防军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应对自然灾害。
再比如我们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方式，通过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让澳大利亚得以分享我们在气候变化条件下种植粮食的能力，并将我们在农业创新领域的领导地位推向全球。
通过强有力的国内承诺、重新加入绿色气候基金，以及投资太平洋韧性基金，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是我们在太平洋地区公信力的核心。
澳大利亚寻求与太平洋大家庭共同主办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初衷，始终是将全球目光聚焦到气候变化对我们地区的影响，并提升太平洋地区在全球气候行动中的话语权。
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的所有合作都以太平洋国家的主导为优先。
正因如此，我们支持太平洋警务倡议并设立了太平洋响应小组，这与澳大利亚与斐济签署的《部队地位协定》以及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等其他安排相辅相成。
尽管全球发展援助有所减少，澳大利亚仍致力于成为太平洋及我们地区可靠的合作伙伴。
全球范围内大幅削减援助的全面影响才刚刚开始显现。
澳大利亚正在通过重新调整发展投资的优先次序来应对这一挑战，以加强对我们地区的支持。
如今，我们将75%的发展资金用于印太地区。
我们优先考虑有针对性、高影响力的投资，这些投资能够增强韧性并支持本地解决方案，使该地区更加安全稳定。
我们还优先帮助最需要援助的群体。例如，我们在应对人道主义危机及帮助缅甸和孟加拉国流离失所的罗兴亚人方面做出了主要贡献。
本周我将访问印度。印度是我们在构建共同安全与繁荣方面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据我所知，这将是我与外交部长贾伊尚卡尔的第26次会晤。
澳大利亚一直致力于重新定义我们与地区的关系。倾听，而非强加；磋商，而非控制。
通过识别共同挑战、共同设计解决方案，并运用我们国家力量的各个方面，我们找到了建立共识的途径。
这一直是我们在周边地区以及与全球重要伙伴关系中采取的方式。
美国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友，也是我们最重要的经济和战略伙伴。
若非美国及其对本地区的安全承诺，以及其作为投资者的主导作用，印太地区不会享有长期的稳定与繁荣。
一年前，我曾表示，澳大利亚人应当对我们驾驭美国新政府所预示变化的能力充满信心。
事实证明，我们的信心是有充分理由的。
无论是我们对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的处理方式，还是我出席的两次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抑或是总理与总统上月签署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键矿产和稀土双边框架协议，我们始终在寻找共同立场，追求共同利益。
有人希望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与美国迅速达成协议；但我们深知，不能拿关乎澳大利亚人民切身利益的事项作为交易筹码。
对于那些一直期盼政府失败的人，我只想说，当好反对党和维护国家利益并不矛盾。
美国在我们地区的领导地位仍然不可或缺——它是联盟与网络的重要构建者，对于维护多极化地区的平衡至关重要。
但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想要的世界，以及我们希望子孙后代继承的世界，不仅仅取决于大国。
正因如此，中等强国正在有意识地努力促成有利的平衡格局，确保没有任何国家一家独大，也没有任何国家受制于人。
我将此称为“加强版中等强国外交”——通过寻求新的结盟来更好地追求国家利益，同时革新对志同道合的传统理解。
我的意思是，中等强国努力创造更多共同点，并将其转化为共享机遇。
我经常听到“天然合作伙伴”这一说法，或者认为中等强国面临的形势正在推动各国走到一起。
但寻找共同点和增进共识并非被动的概念，也不是命中注定的。
中等强国必须积极主动，志存高远。
要审慎而耐心地去理解坐在谈判桌对面的个人或政府的利益诉求。
要努力理解这些利益如何与我们自身的利益相交汇、相联系。
然后——难点才刚刚开始，搭建桥梁，提出实质性方案，培育合作的土壤，并以愿景和资源为其提供支持。
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可以共同行动的空间，以保护和促进我们的利益。
在中等强国于多极化世界中寻求战略平衡之际，在这个日益充满竞争的世界中，我们要维护自身的利益。
正如总理所言，与老朋友开辟新天地。
以今年首次举行的“四方印太后勤网络”实地演习为例，我们通过强化联合空运能力与集体后勤优势，实现更迅速高效地应对自然灾害。
再比如我们与英国、加拿大和法国的合作方式，通过承认巴勒斯坦来推动和平进程，或与约旦和印度尼西亚携手在加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推动改革。
我们已经实现了与英国关系的现代化，包括签署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下的双边条约，并正在与欧盟寻求新的合作安排。
我们与日本、韩国和印度在国防、安全和贸易方面的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当地缘格局发生变化时，澳大利亚绝不能原地踏步。因为在这样的形势下，停滞不前便意味着倒退。
因此，我们不会原地踏步。我们将继续怀揣目标与干劲地开展工作，维护和促进澳大利亚的利益。
在这样的背景下，就能明白我们为稳定与中国的关系所付出的努力，包括在不牺牲我们利益的前提下，推动解除对澳大利亚出口的所有障碍。
中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气候行动的关键参与者。
但那段时期的经验教训，也正是阿尔巴尼斯政府将贸易多元化作为优先战略的原因。
我们仍然认为经济一体化为和平提供了关键动力，但同时也需要应对潜在的风险。
同样，我们优先推动与中国各层级的对话，包括两军之间的沟通渠道。
我们利用这些渠道倡导预防冲突，并明确表态，我们不会容忍任何针对澳大利亚国防军的不安全或不专业行为。
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不应被围绕这一关系的任何虚假二元论所干扰，不应认为维护主权与发展富有成效的经济关系是相互排斥的。
我们的关系要更复杂，我们的地区也要更复杂。
我们希望建立一种既能与中国开展合作与交往，又能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地区安全与繁荣的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将继续对我们的地区以及多边体系产生重大影响，而多边体系对澳大利亚至关重要。
多边体系对我们意义重大，因为国际规则和规范能够遏制冲突、促进自由贸易，并为我们的安全与繁荣奠定基础。
尽管长期以来的国际机制和规则正在遭受破坏，但这一体系仍在设定行为准则，并为各国合作提供组织原则。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全面入侵表明，在对抗侵略者方面，我们面临着怎样的风险——这是对主权的侵犯，我们决不能让它成为可资效仿的成功先例。
支持国际规则不仅仅出于防御性考量
这些规则也是澳大利亚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重要途径。
可以看看澳大利亚如何依据国际法行使权利，在南海开展行动或穿越台湾海峡。
或者看看我们如何牵头发起《保护人道主义人员宣言》，与100多个国家共同表明立场，强调必须保护那些在冲突期间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他人的工作者。
澳大利亚正在继续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通过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区域一体化，并作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主席国发挥作用，同时支持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
我们正在印度洋地区支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能力建设，并牵头推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公海条约》的建立。
我们正在对朝鲜实体实施制裁，因其为非法武器计划提供资金。我们正在敦促《裂变材料禁产条约》取得进展。
我想强调的是，这些规则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为了保障我们的安全。
它们不仅具有防御和威慑作用，更是我们推动主张、说服他国的重要途径。
尽管这些规则和规范至关重要，但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它们的发展未能跟上新兴威胁的步伐。
现代化带来的诸多便利都有可能被武器化，成为低于战争门槛的手段，威胁我们的地区和民主制度。
虚假信息、干预行动、跨国镇压、网络攻击，以及人工智能的乱用，这些都是给澳大利亚这样的社会带来更大压力的现代挑战。
我们正在目睹真相的全面崩塌。虚假的声音、伪造的图像、炮制的叙事。
算法将伪装成事实的虚构内容不断放大。
我们知道，有些势力正试图利用这些工具及其他手段影响我们的民主制度，撕裂我们社会凝聚力的根基。公众对机构的信任度在下降，狭隘情绪在增长。
与此同时，面对一些国家将贸易武器化、破坏供应链的行为，我们的经济安全也必须与时俱进。
面对这些挑战，韧性建设已成为政府的优先领域，也是外交部长工作的重点，其重要性不亚于区域、关系与规则。
我们民主的力量与对制度的信任，对于在这个日益分裂、纷争不断且危机四伏的世界中前行至关重要。
我们的经济实力同样至关重要。经济实力让我们能够施加影响、开展接触，并为我们需要采取的战略行动提供资源，包括投资军事能力，为我们的外交努力提供后盾。
我们举全国之力增强韧性的努力必须持续加快推进。
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制度免受外部和内部压力的侵害，在此我要特别赞扬选举诚信保障工作组和反外国干预工作组所做的努力。
我们必须在应对不同观点的过程中维护社会凝聚力。要认识到正是这种多样性让我们在国内更加强大，也让我们能与世界众多国家找到共识。
我们必须保护年轻人免受社交算法的强烈吸引，这正是阿尔巴尼斯政府立法将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推迟至16岁的原因。
我们必须在国内和多边层面找到监管人工智能的方法，建立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和信心，确保人工智能的应用以安全、可靠和负责任的方式推进。
我们必须打击干涉与间谍活动，加强网络安全建设，包括与合作伙伴共同追溯恶意网络行为的国家背景主体。
我们必须实现经济多元化，拓展多样化的经济关系。我们的经济安全不仅要求我们扩大出口和销售对象，还要求我们丰富生产内容，从而增强韧性、提高生产力。
这正是阿尔巴尼斯政府“澳大利亚未来制造”计划和关键矿产战略的核心目标。
我们必须支持本地区社会的韧性建设，这也是我们在经济和外交接触中优先关注性别平等、公民社会、治理和人权的原因。
无论是议会、公民机构、商界，还是全体民众，都必须深化对世界的认知，准确把握战略格局，明晰我们面临的各项选择及其潜在影响。
正因如此，我资助国家安全学院，为来自各党派的议员提供国家安全培训。
我们改革了新科伦坡计划，帮助澳大利亚年轻人应对亚洲地区事务的能力。
我继续与同事们合作，尤其要提到今晚在场的蒂姆·沃茨，以及与杰森·克莱尔的合作，致力于扭转和改善澳大利亚亚洲语言学习及相关能力培养的严峻趋势。
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在防止冲突的同时，抵御和应对低于战争门槛的各种手段，捍卫和维护我们的政治体制、关键基础设施和社会凝聚力。
我们的国内韧性，包括经济实力和多元文化民主，与我们的外交努力和军事能力共同构成威慑力量。通过这种方式，那些试图胁迫我们的人就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过去三年，我们的指导目标以及未来几年的工作重点，是帮助构建我们期望的地区格局。
一个平衡的地区，主权受到尊重。
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地区，无论大国小国都拥有决定自身未来的自由。
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最能说明问题的方法就是来进行反向假设。
如果没有我们和伙伴国家的努力，世界就会更加屈从于威权主义者。
如果没有这些努力，中等国家所依赖的规范将被新常态所取代。
在这种新常态下，胁迫和干涉凌驾于主权之上，话语权被虚假信息和网络攻击所淹没。
在这种新常态下，外交和对话被威胁和恐吓所取代。
在这种新常态下，侵略者可能认为冲突值得冒险。
如果没有我们的共同努力，各国实力削弱、凝聚力下降、主权受损，无法实现共同追求的安全与繁荣将成为我们地区共同承担的累积代价。
所有这些问题都因气候变化的影响而更甚，包括粮食安全下降、不稳定和流离失所加剧。
这是一幅黯淡的图景。但如果没有我们同心协力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这样的景象终将成为现实。
它也提醒我们，当前时局严峻，需要沉稳可靠的领导者肩负重任，绝不容许任何倒退行为削弱澳大利亚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我的乐观情绪部分源自5月3日的选举。那一天，澳大利亚人民拒绝了恐惧，满怀信心地投票支持公平、抱负和机遇。
这次选举肯定了我们的制度、多元文化社会及我们在本地区的地位——正是这些因素将我们作为澳大利亚人紧密团结在一起。
这种对自身的信心和民主制度的力量，能够威慑任何试图破坏我们的人。
我们为维护地区稳定所做的努力越多，就越能提醒世界，我们可能会失去怎样的和平与繁荣。
这就是我心目中成功的样子。
一个更强大、更具影响力的澳大利亚。
与地区紧密相连，在世界赢得尊重。
我们清楚自己是谁，明白自己想要什么，知道我们共同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