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姆·辛浦生
第一章
寻妻难题
我或许已经找到破解寻妻难题的办法了。科学发展突破不断，回头想想，答案其实就在眼前。但若不是因为一连串计划外的事件，我恐怕还未能参透个中的玄妙。
这一切都缘起于吉恩。吉恩坚持要我去做一场有关阿斯伯格综合征的讲座，而这本该是他自己的任务。讲座的时间极为恼人。虽说准备工作可以趁着午餐时间边吃边做，但讲座的当晚我已经为自己安排了总长为94分钟的浴室清洁活动。现在我有三个选择，哪个都无法让人满意。
1. 讲座结束之后清洁浴室，但要牺牲睡眠，忍受随之而来的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退化。
2. 将清洁活动推迟到下周二，但要忍受为期八天的不洁浴室和极高的染病风险。
3. 推掉讲座，牺牲与吉恩的友谊。
我把我的困境摆给吉恩看，他像往常一样给出了全新的解决方案。
“唐，我会雇个人给你打扫浴室的。”
我向吉恩解释——再一次解释——所有的清洁工都会出岔子，只有那个穿短裙的匈牙利女人可能是个例外。那个穿短裙的女人曾是吉恩家的清洁工，与吉恩和克劳迪娅闹了矛盾，一走了之了。
“我会把伊娃的手机号给你，别提我就是了。”
“她要是问起来怎么办？我怎么可能不提到你？”
“你就说找她是因为她是家政界唯一的好手。如果她提到我，就什么也别说。”
这结果倒是相当不错，它展示了吉恩解决社交问题的高超技能。伊娃会很受用对自己工作的肯定，也许还能因此成为我的固定清洁工，这样我的时间规划中就可以平均每周腾出316分钟了。
吉恩推掉讲座是因为得到了一次与在墨尔本参会的智利学者上床的机会。吉恩有个宏伟的计划，要与不同国籍的女性上床，国别越多越好。作为心理学教授，他对人类性吸引力问题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他认为基因是决定吸引力的主要因素。
这倒是与吉恩遗传学的学术背景相符。在雇我成为博士后研究员68天后，吉恩被提拔为心理学系的系主任。这一任命颇有些争议，学校希望借此跻身进化心理学研究的领军行列，增强社会影响力。
我们同在遗传学系工作期间，有过无数次很有意思的讨论，这些讨论在他升迁之后也没有中断。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我对我们的关系感到满意。吉恩还邀请我到他家吃饭，履行其他交友礼仪，终于在我们之间正式建立起了社交关系。他的妻子，临床心理学家克劳迪娅也成了我的朋友。这样我就有了一对好友。
吉恩和克劳迪娅曾一度试图帮我解决寻妻难题。但遗憾的是，他们的方法仍基于传统的约会范式。我早已抛弃了这一范式，因为成功概率之低远不足以抵消付出的辛苦和不堪的经历。我39岁，高大，健壮又聪明。作为一名副教授，我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不错的收入水平。从逻辑上看，我应该对绝大部分女人来说都挺有吸引力的。在动物王国，我一定能够成功繁衍。
但是，我的某些特质根本无法吸引女性。结交朋友对我来说绝非易事，而造成这一现象的缺陷似乎也影响了我建立恋爱关系的进程。杏味雪糕之灾就是个好例子。
克劳迪娅朋友众多，她将我介绍给了其中一位。伊丽莎白是位高智商的计算机科学家，视力不大好，鼻上架着一副眼镜。我提到眼镜是因为克劳迪娅给了我一张她的照片，问我是否能接受她的眼镜。一个多么荒谬的问题啊！还出自心理学家之口！评估伊丽莎白是否适合做我的潜在伴侣——那个激发智力、共同活动，甚至可能共同繁衍后代的人——克劳迪娅考虑的首要问题竟然是我对她的眼镜框的反应，况且这镜框可能根本不是她自己挑选的，完全是验光师的主意。这就是我生活的世界。接着，克劳迪娅告诉我：“她有点顽固。”好像这是个问题一样。
“基于实证的顽固？”
“应该是吧。”克劳迪娅答道。
太完美了。她其实也可以这么形容我。
我们在一家泰国餐厅见了面。餐厅是社交无能者的雷区，来到这种场合，我一如既往地紧张起来。开头却十分顺利，我们都按计划于晚上7点准时抵达餐厅。同步性的缺乏会造成时间上的巨大浪费。
我们熬过了晚餐的考验，她没有指出我任何社交上的错误。一边对话，一边注意着把目光停留在正确的身体部位可真是件苦差事。我一直把目光锁定在她隔着镜片的双眼上，吉恩建议我这么做。这使我在进食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精确度上的误差，但她似乎并没有注意到。相反，我们在席间就仿真算法进行了成果颇丰的讨论。她太有意思了！我仿佛已经看到了建立永久关系的可能性。
侍者送上了甜点菜单，伊丽莎白说：“我不喜欢亚洲式甜点。”
这种基于有限经验做出的概论基本上是不会牢靠的，或许我本应将其视为一种警示信号。但我还是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提出创意点子的机会。
“我们可以去路对面吃雪糕。”
“好主意，有杏味的就行。”
至此，我认为自己表现得挺不错，丝毫没有意识到对杏子的偏好会成为一个问题。但我错了。雪糕店里选择众多，杏味的雪糕却卖光了。我点了一份辣味巧克力加甘草的双球雪糕，并邀请伊丽莎白选择她第二喜欢的口味。
“没有杏味的，我就不吃了。”
这简直难以置信。要知道，在味蕾受冷刺激之后，所有的雪糕尝起来都是差不多的，特别是水果味的雪糕。我推荐了果口味。
“不用了，谢谢。”
我向她详细阐述了味蕾受冷收缩后的生理机能，并且预言她绝对无法分辨出果雪糕和蜜桃雪糕。延伸到杏味雪糕，情况也是一样。
“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她说，“如果你尝不出果和桃子，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现在我们之间有了一个简单而客观的分歧，完全可以通过实验来解决。两种口味我各点了一小份，但就在店员备餐，我转身邀请伊丽莎白闭上眼睛参与实验的当口儿，她走掉了。好一个“基于实证”的计算机“科学家”！
事后，克劳迪娅建议我应该在伊丽莎白离开之前就放弃那个实验。显然如此。但在什么时候？信号在哪里？我没有注意到这些细微之处。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想要成为某人的伴侣，对雪糕口味的模糊暗示保持高度敏感是一个先决条件。我想会有女人不要求这一点的，这假设合情合理，但找到她们的进程异常低效。杏味雪糕之灾赔上了我整个晚上，有关仿真算法的信息成了唯一的补偿。
两顿午饭的时间足够让我完成对阿斯伯格综合征讲座的研究和准备，还不用牺牲我的营养摄入，这完全要感谢医学图书馆的咖啡厅覆盖了无线网络。孤独症谱系障碍并非我的专业领域，所以我知之甚少。但这个课题本身十分有趣。我认为应该把讨论的重点放在综合征的遗传方面，这可能并非听众们熟悉的内容。大部分疾病都或多或少地与我们的DNA有关，尽管很多时候我们尚未认清这种关联。我自己的研究重点为肝硬化的遗传倾向，所以我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都花在千方百计灌醉小白鼠上了。
许多专著和研究论文都讨论了阿斯伯格综合征的症状，我也由此得出了初步的结论：大部分症状都只能算是人类大脑功能的变异，仅仅因为不符合社会规范——人为构建的社会规范——就要接受医学治疗是不合理的。这些规范只反映了最为普遍的人类思维模式，绝非全部。
讲座定于晚上7点在一所近郊的学校举行。骑自行车过去大约要12分钟，还得要3分钟来启动电脑，连接投影仪。
我按照计划于6点57分抵达学校，27分钟前让伊娃，就是那个穿短裙的清洁女工，进了家门。教室门口和靠前的地方大约有25个人在转来转去，我一眼就认出了朱莉。她是讲座的召集人，如吉恩所说，是个“金发大胸妹”。但实际上，对比她的体重，她的胸部尺寸超过标准值不足1.5个标准差，所以胸部本不应被看作她显著的识别要素。而这要得益于她恰当的服装选择，将她的胸脯托高，露在外面，对于炎热的一月晚上来说特别适用。
我可能花了太长时间来确认她的身份，她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你一定是朱莉吧。”我说。
“有什么可以帮您？”
很好，是个讲求实效的人。“是的，把视频连接线递给我。请递给我。”
“哦，”她说，“您一定是蒂尔曼教授吧。您能过来我太高兴了。”
她向我伸出了手，我挥手谢绝了她握手的要求。“请给我视频线，已经6点58分了。”
“放松，”她说，“我们从来都是在7点15分以后才开始。您要喝点咖啡吗？”
人们为什么总是对别人的时间如此漫不经心？现在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陷入一番寒暄了。我本可以花上15分钟在家练习合气道的。
我的关注点一直集中在朱莉和教室前方的屏幕上。现在我环顾四周，发现还有19个人有待观察。这些人都是孩子，绝大部分是男孩，正坐在桌子旁边。他们应该都是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几乎所有的文献研究对象都是儿童。
尽管饱受病症的折磨，他们还是能比自己的父母更好地利用时间。家长们都在漫无目的地闲聊，而大部分孩子都在使用便携式的电脑设备。我猜他们大都在8~13岁之间。我希望他们认真上过科学课，因为我今天讲座的内容需要有一定的有机化学和DNA结构的基础知识。
我突然意识到还没有对有关咖啡的问题做出回应。
“不。”
遗憾的是，由于我的延迟回应，朱莉已经忘记了这个问题。“不要咖啡，”我解释道，“我从不在下午3点48分以后喝咖啡。这会影响睡眠。咖啡因的半衰期有3~4个小时，在晚上7点钟供应咖啡是极为不负责任的做法，除非谁想要一直保持清醒，午夜之后才能入睡。这对任何从事常规工作的人来说，都会造成睡眠不足的。”我一直试图利用这段等待的时间提出一些实用的建议，但朱莉似乎对琐事更感兴趣。
“吉恩还好吧？”她问道。这显然是最常见的客套话“你好吗？”的一种变体。
“他很好，谢谢。”我答道。这是把最常规的答语转化为第三人称的答法。
“噢，我以为他病了呢。”
“除了体重超标六公斤，吉恩的身体十分健康。我们今早还一起跑步。他今晚还有个约会，要是生病了，就不可能去赴约了。”
朱莉反应淡漠，可回顾了我们之间的互动之后，我猛然意识到吉恩一定在为什么不能来做讲座一事上对她说了谎。这种谎言是为了照顾朱莉的感受，不让她觉得自己的讲座对吉恩来说无关紧要，也解释了为什么吉恩要委派一个不那么出名的演讲者来代替他。想要在别人等待你给出问题答案的短短时间内，既要厘清一个包含了欺诈与他人情感回应假定的复杂情形，又要给出一个看似合理可信的解释，基本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恰恰就是人们希望你能做到的事情。
我终于设置好了我的电脑，讲座正式开始，晚了整整18分钟。若想在晚上8点钟准时结束，我需要把语速提升43%——这是一个完全无法达成的绩效目标。我们要延迟结束了，我整个晚上的计划都要泡汤了。
第二章
寻妻计划
我将讲座的题目定为“孤独症谱系障碍的遗传前兆”，还引用了一些很棒的DNA结构图。为了赶在计划时间内结束讲座，我的语速比平时稍快，但我只讲了九分钟就被朱莉打断了。
“蒂尔曼教授，在座的大部分人都不是科学家，所以您可能要少用一些术语。”这种事情简直让人恼火。人们可以肆意阐释双子座或金牛座的假定特征或是花上五天时间收看一场板球比赛，却没有兴趣，甚至不愿挤出一点时间去研究研究构成人类自身的基础性物质。
我按原计划讲了下去。临时调整已经来不及了，而且我相信一些听众已经获得了足够的信息来理解我的讲话内容了。
我说得没错。一只手举了起来，是一个大概12岁的男孩。
“你的意思是说应该并不存在单一的遗传标记，而是众多基因相互联系，并基于特殊组合形成聚集表达。对吧？”
完全正确！“还要加上环境因素。这与躁郁症的情况十分相似，就是说——”
朱莉再次打断了我：“那么，非天才的听众们，我想蒂尔曼博士是在告诉我们阿斯伯格综合征是与生俱来的。这不是任何人的错误。”
“错误”这种用词令人震惊，作为权威人士，怎么能使用含义如此消极的词汇。我不能只专注于遗传问题了。这可怕的用词在我的潜意识中不断发酵，我的声音也不由得提高了许多。
“错误！阿斯伯格综合征根本不是一个错误。它是一种变异，甚至可能是巨大的潜在优势。阿斯伯格综合征让人更有计划性，精力更集中，拥有创造性思维和超然的理性。”
教室后方的一位女士举起了手。我一心扑在论证上，难免犯了个小小的社交错误，但我随即改了过来。
“后面那个女胖子——不，那位丰满的女士？”
她顿了一下，环顾四周，说道：“超然的理性是否就是没有感情的委婉说法？”
“是同义词，”我答道，“感情会造成严重的问题。”
我决定举个例子来证明受感情支配的行为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设想一下，”我说，“你和朋友们正躲在一间地下室里，敌人正在四处搜捕你们。每个人都要保持绝对的安静，但你的孩子正在大哭。”“哇哇哇”，我模仿孩子的哭声，这能让我的故事更加生动可信，吉恩也会这么做的。我突然停了下来：“你有一把枪。”
很多人举起了手。
朱莉猛地站了起来。我继续讲道：“你的枪有消声器。敌人越来越近了，他们要把你们全杀了。你要怎么做？孩子开始尖叫……”
台下的孩子们迫不及待地说出答案。有人喊了出来：“杀了那孩子。”很快，全场都咆哮了起来：“杀了那孩子！杀了那孩子！”
那个提出基因问题的男孩叫道：“杀敌人！”另一个人补充：“伏击他们。”
更多的点子很快涌了出来。
“把那孩子当诱饵。”
“我们有多少枪？”
“捂住他的嘴。”
“不呼吸他能活多久？”
这和我预想的一样，所有的点子都来自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他们的父母没有给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有些甚至想打压孩子们的创造力。
我举起手：“时间到了。非常好。所有理性的解决方案都来自阿斯皮族[1]。其他的人都被感情捆住了手脚，完全无所作为。”
一个男孩突然大声喊道：“阿斯皮族最牛！”虽然我已经在文献中列出了“阿斯皮族”这一缩写，但它对这些孩子来说似乎还是一个新词。这词好像很受欢迎，不一会儿这些孩子便跳上椅子，跳上桌子，对着空气挥舞拳头，齐声高喊：“阿斯皮族最牛！阿斯皮族最牛！”就我掌握的资料来看，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儿童在社交场合通常都缺乏自信。成功地解决问题可能会暂时性地治愈这一病症，但他们的父母再一次拒绝给出积极的回应，向他们大吼，甚至想把他们拽下桌子。很显然，这些人更看重是否合乎社会传统，而非孩子们的进步。
我想我已经明确表达了我的观点，朱莉也认为我们没有必要继续遗传的话题了。家长们似乎都在思考孩子们究竟学到了什么，没有与我进行任何深入讨论，便离开了。现在刚刚晚上7点43分。非常好的局面。
我开始收拾笔记本电脑，朱莉突然爆出一阵笑声。
“天哪，”她说，“我得去喝一杯。”
我不太理解为何她要与一个刚刚认识了46分钟的人分享这一信息。我也想回家小酌几杯，但这完全不需要知会朱莉。
她继续说道：“你知道吗，我们从来没用过那个词。阿斯皮族。我们可不想让他们把这儿当成什么俱乐部。”一个本应该提供帮助与鼓励的人竟然说出了这样贬损的话。
“像同性恋一样？”我说。
“说得好，”她说，“但也有不同。如果他们不改变的话，是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关系的——他们永远也找不到另一半。”这倒是个合理的结论，我完全感同身受，因为在这一领域，我一直困难重重。朱莉换了另一个话题：“你是说在某些方面——某些有益的方面——他们比非病患做得更好？除了杀死小孩。”
“当然了。”我很疑惑为何从事特殊人群教育的人无法从这些人身上的特质中看到价值和市场，“在丹麦，有一家公司专门招募阿斯皮族做计算机应用测试。”
“这我倒是头一次听说，”朱莉说，“你真是给我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有时间去喝一杯吗？”她把手搭到了我的肩上。
我本能地缩了一下。这绝对是不妥当的接触。如果我对一个女人做出同样的动作，是一定会惹上麻烦的，她没准儿直接向院长状告我性骚扰，我的事业可就完了。当然，没有人会因此而非难她的。
“不好意思，我已经有别的安排了。”
“不能不去？”
“真的不能。”在成功弥补了浪费掉的时间之后，我绝对不会再次让我的生活坠入混乱。
在遇到吉恩和克劳迪娅之前，我还有另外两个朋友。首先是我的姐姐。她是个数学教师，但对在该领域更进一步钻研并没有什么兴趣。她就住在附近，每周来看我两次，有时也不定时过来看看。我们一起吃饭，讨论一些琐事，比如发生在我们亲戚身上的一些事情，还有与同事的社交往来。每个月的某个周日，我们都会开车到谢珀顿一次，和父母、弟弟一起共进晚餐。她一直单身，可能是太过害羞，也没什么通常意义上的吸引力所致。由于一次恶劣的、不可原谅的医疗事故，她如今撒手人寰。
我的第二个朋友叫达夫妮，在结识吉恩和克劳迪娅之后，我们的友谊也同步并行了一段时间。达夫妮的丈夫罹患痴呆症，被送到了疗养院，她随后搬进了我家楼上的公寓。她的膝盖不好，肥胖症让情况更加恶化。她至多只能挪上几步路，但头脑很好，智商极高。我开始定期去看望她。她从未获得任何正式的资格认证，一直都在扮演着传统的主妇角色。我认为这完全是在浪费她的才华——特别是当她付出关爱却得不到后代回报的时候。她对我的工作十分好奇，我们开始了一个名为“教授达夫妮遗传学”的计划。我俩都对这个计划十分着迷。
达夫妮开始定期到我家吃晚饭，因为给两个人煮一顿饭产生的规模经济要远远超过单独做两顿饭。每周日下午3点，我们都会去7.3公里外的疗养院看望她的丈夫。在往返14.6公里的旅途中，我会边推轮椅，边与她进行一些有关遗传学的有趣对话。在疗养院，我到一旁读书，她会与丈夫说说话。她的丈夫能理解多少真的很难判断，但很少是肯定的。
达夫妮的生日是8月28日，那正是瑞香花盛放的时节，她也因此得名[2]。每年生日，她的丈夫都会送上瑞香花。在她看来，这是件无比浪漫的事。她向我抱怨说，即将到来的生日将是她56年来第一个不能收到瑞香花的生日。解决方案再明显不过。她78岁生日当天，我用轮椅把她接到我的公寓共进晚餐，并买了一些瑞香花送给她。
她很快就识别出了这种味道，一下子哭了出来。我以为自己犯了大错，但她告诉我这是幸福的泪水。她也很喜欢我为她做的巧克力蛋糕，但感动程度完全不在同一个级别上。
晚饭期间，她发表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声明：“唐，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好丈夫的。”
这和我的经历大相径庭，那些曾被我短暂吸引的女人最终都会拒绝我。我给她列举了一些事实——从我童年设想未来长大成家开始，到我放弃这个念头为止，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我可能根本不适合结婚。
她的论据倒是十分简单：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另一半。从数据上来看，她基本上说得不错。但遗憾的是，我找到这个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这还是对我的头脑造成了一定的干扰，就好像一道数学题总要找到答案一样。
她接下来的两个生日，我们都复制了献花仪式。达夫妮的反应不如第一次般强烈，但我也会给她买些其他的礼物——有关遗传学的书籍——她看起来十分高兴。她告诉我，生日一直是她一年中最喜欢的日子。这种观点在儿童中十分普遍，因为可以收到礼物，成人也会有如此想法倒是我没有想到的。
在为达夫妮第三次庆祝生日后的第93天，我们一起去疗养院看望她的丈夫。在路上，我们谈起她几天前读过的一篇遗传学论文，我发现她忘记了文中的好几个要点。这不是近几周来她第一次出现记忆问题，我很快意识到应该对她的认知功能进行一次测评。测评结果是她患了阿尔茨海默症。
达夫妮的智力水平下降得很快，没多久我们就无法再继续讨论遗传问题了，但我们还是在一起吃饭，去疗养院。达夫妮现在主要会谈及她的过去、她的丈夫和家庭，我大体可以总结出她婚姻生活的模样了。她仍然坚持我一定会找到合适的伴侣，和她一样过上极为幸福的生活。有一些补充性研究用事实支持了达夫妮的观点：已婚男人的确幸福感更高，寿命也更长。
有一天，达夫妮问我：“我的下一个生日是什么时候？”我意识到她已经丧失了记录时间的能力。我想若是能让她的幸福感最大化，撒个谎也无妨。问题就在于如何能反季买到瑞香花，但情况顺利得超乎想象。我发现有一位遗传学家出于商业因素的考虑，正努力改变并延长花期。他可以为我常去的花店供货，我也可以为达夫妮举办虚拟生日晚宴了。从此，每当达夫妮问起我生日的问题，我就会重复这一流程。
最终，她也不得不住进了她丈夫所在的疗养院。随着她记忆能力的不断衰退，我们庆祝生日的频率越来越高，直到我需要每天都去看她。花店甚至给了我一张特别优惠卡。我计算了一下，按照举办生日晚宴的次数来看，她207岁时开始认不出我是谁，319岁时不再对瑞香花有任何反应，我也不再去看望她了。
我没有想到朱莉会再次联系我。和往常一样，我对人类行为的预测再一次出现了错误。讲座结束两天后的下午3点37分，我的手机显示了一个陌生的号码。朱莉留言要我回电，我想一定是那天我有什么东西落下了。
我又错了。她想要与我继续有关阿斯伯格综合征的讨论。我很高兴我的讲座可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她建议我们共进晚餐，但这可不是个开展高效讨论的好方式。不过，考虑到我通常一个人吃饭，所以重新安排时间还是很容易的。背景资料研究是另外一个问题。
“你对什么话题比较感兴趣？”
“噢，”她说，“我想我们可以随便聊聊……相互了解一下。”
这听起来毫无重点可言。“我至少需要知道一个话题的大概范围。我讲的哪部分内容特别吸引你？”
“嗯……我猜是丹麦电脑测试员吧。”
“是计算机应用测试员。”这我可真要提前准备准备了，“你想了解些什么？”
“我在想要怎么找到他们。大部分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成年人并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毛病。”
这是个好问题。随机面试的做法对检测一个患病率不足0.3%的病症来说绝非高效。
我做了一个猜想。“我想他们会用问卷作为初步筛查的工具。”我还没有说完，就感觉头上灵光一闪——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
问卷！多么明显的解决方案啊。一份目的明确、科学有效的问卷配合当前的最佳实践，就可以筛掉那些浪费时间的女人、没有条理的女人、对雪糕有偏见的女人、抱怨视觉骚扰的女人、水晶球占卜师、占星师、贪恋时尚的女人、宗教狂热分子、严格素食者、看体育比赛的女人、鼓吹创世论的女人、抽烟的女人、对科学一无所知的女人、相信顺势疗法的女人。最终，在最理想的状态下，剩下那个最完美的伴侣。或者，现实一点，得出一份可控的决选名单。
“唐？”是朱莉，她还没有挂断，“你想什么时候见面？”
情况不同以往。优先顺序已经改变。
“不可能了，”我说，“我的日程表已经排满了。”
我要把我所有的可用时间都放到这个全新的计划上。
寻妻计划。
第三章
作弊事件
结束了和朱莉的通话之后，我立刻赶到了吉恩位于心理学系大楼的办公室，但他不在办公室里。幸好他的私人助理美艳海伦娜（其实应该叫碍事海伦娜才对）也不在，我顺利拿到了吉恩的日程表。依照日程表，吉恩目前正在上一堂公开课，下午5点结束，在5点30分的会议前还有一点空余时间。非常好。差一点就要缩短我早已计划好的健身时间了。我赶忙预约了这段空当。
在健身房，我比平时练得更快了些，砍掉了洗澡和更衣的时间，按时慢跑到阶梯教室，在员工入口外等候。炎热的天气加上运动让我流汗不止，但我觉得全身充满了力量，精神大好。手表的指针刚转向5点，我便大步走了进去。教室里很暗，吉恩正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回应着一个有关经费的问题，他显然已经忘记了时间。我推门的瞬间，屋子里漏进去一道光束。此刻，所有观众的目光都投向了我，好像在等我说点什么似的。
“时间到了，”我说，“我和吉恩还有会要开。”
人们即刻开始起身。我看到院长坐在第一排，旁边坐着三个商务打扮的人。我猜他们是潜在的项目资助人，而且绝非因为学术兴趣才选择资助灵长类动物性吸引力这样的课题。吉恩一直在四处寻找研究经费，院长也曾多次因为经费不足而威胁要缩编遗传学系和心理学系。我还没有进化到能够处理这类问题。
吉恩还在喋喋不休地讲着：“我认为我的同事蒂尔曼教授已经提示了我们，应该另外找个时间好好讨论一下资金问题，这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至关重要。”他看向院长和她旁边的几个人：“再次感谢你们关注我的研究——当然还有我心理学系同事们的研究。”掌声响了起来，看来我打断得很及时。
院长和她的商界朋友们从我身边走过，她突然对我一个人说了句话：“不好意思，耽误了你们的会议，蒂尔曼教授，但我肯定我们可以到其他地方筹钱了。”这是个好消息，但眼下吉恩身边围满了人，这可真是讨厌。一个缀满金属耳饰的红发女人正在跟吉恩说话，声音很大。
“我简直没法儿相信，你竟然利用公开课推销你自己的项目。”
“那你可真是来对了。多幸运啊，你终于改变了自己的信条。这是头一次吧。”
吉恩正在微笑，但那女人话中的敌意是清清楚楚。
“即便你是对的，何况根本不是，你难道不考虑一下社会影响吗？”
我为吉恩给出的答案所折服，并非因为他的意图，我知道他想干什么。让我折服的是他巧妙转换话题的能力，吉恩的社交技艺之高真是我永远无法企及的。
“这种话题更适合在咖啡馆讨论。我们不如找个时间喝杯咖啡，边喝边讨论。”
“不好意思，”她说，“我还有研究要做。你知道，要找证据。”
我挤进人群，一个高个儿的金发女人挡在了我前面，我可不想冒险做出任何身体接触。她操着一口挪威口音。
“巴罗教授？”她说道，巴罗教授也就是吉恩，“我无意冒犯，但您似乎过分简化了女权主义者的立场。”
“如果要讨论哲学，我们应该去咖啡馆谈，”吉恩答道，“五分钟后在巴里斯塔咖啡馆见。”
那女人点了点头，朝门口走去。
我终于能跟吉恩说上话了。
“你觉得她的口音是哪里的？”吉恩问道，“瑞典？”
“是挪威。”我说，“我觉得你已经收过一个挪威的姑娘了。”
我告诉他我们的讨论已经提前安排好了，但吉恩目前一心只想着和女人喝咖啡的事。大部分的雄性生物都被预先设定为性爱优先的模式，给一个不相干的人帮忙这种事一定会排在后面，更何况吉恩还有自己的“研究计划”提供额外动能。在此刻争论毫无意义。
“预约我下一个空闲时段。”他说。
美艳海伦娜大概整天都不在，我再次拿到了吉恩的日程表。我为了这次会面特意调整了自己的时间表。从现在起，寻妻计划将享受最高优先待遇。
第二天早上7点30分，我准时敲响了吉恩和克劳迪娅家的房门。此前，我调整了自己的日程，将“慢跑至市场选购晚餐食材”调整至早上5点45分。这就意味着我前一天晚上要早早睡下，也因此对其他许多预先安排好的事项产生了流动效应。
房子里传出了几声惊呼，他们的女儿尤金妮亚过来开了门。一如往常，尤金妮亚见到我很高兴，让我把她托到肩膀上，一路蹦到厨房。这很好玩儿。我不禁想到，或许我可以把尤金妮亚和她的哥哥卡尔也纳入我的朋友圈，这样我就有四个朋友了。
吉恩和克劳迪娅正在吃早餐，说他们不知道我要过来。我建议吉恩把日程表挂到网上，这样既可以及时更新日程，又可以让我避免与美艳海伦娜遭遇。他好像没什么兴趣。
我没有吃早饭，便从冰箱里拿了一罐酸奶。甜的！难怪吉恩会超重。克劳迪娅倒还没有体重超标，但我注意到她已经比以前胖了些。我指出了问题所在，并且认为酸奶可能就是罪魁祸首。
克劳迪娅问我是否喜欢那场关于阿斯伯格综合征的讲座。她还以为吉恩是主讲，而我只是个听众。我纠正了她的错误，并且告诉她我觉得这个课题十分吸引人。
“这些症状有没有让你想到谁？”她问道。
当然了。这些症状简直是物理学系拉斯洛·海韦希的完美写照。我刚要说起拉斯洛出名的睡衣事件，吉恩的儿子卡尔就走了过来。卡尔16岁，穿着一身中学制服。他朝冰箱走去，好像要打开它。突然，他猛地一转身，挥出一记重拳，朝着我的头部袭来。我抓住了他的拳头，轻轻一推，他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如此，他便知道了要如何巧妙借力，而不是一味地使蛮劲。这是我们常玩的一种游戏。但他没有看到酸奶，现在它全都扣在了我们身上。
“待着别动，”克劳迪娅说，“我去拿块布。”
一块布可不足以擦干净我的衬衣。洗干净一件衬衣需要一台机器、去污剂、织物柔软剂，还有大量的时间。
“我去穿一件吉恩的吧。”我说着，朝他们的卧室走去。
我选了一件胸前带褶边的白衬衣，尺码大了许多。我回到厨房开始介绍我的寻妻计划，但克劳迪娅一直在忙孩子的事，无暇顾及。我感到很受挫，便预约了周六晚餐时段，并告诉他们这会是当天唯一的话题。
延迟讨论其实很及时，这给了我一些时间研究问卷设计，列出了一些我心仪的品质，并做了一份调查表草稿。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影响我完成教学与研究任务，也没有影响与院长的会谈。
周五上午，我们再次进行了一次不愉快的会面，原因是我上报了一位荣誉学生的学术欺诈行为。凯文·余已经被我抓到过一次了。在批改他最近一次的作业时，我发现有一句话和三年前的一位学生写得一模一样。
经过一番调查，那位学生如今是凯文的私人教师，那篇文章至少有一部分是出自他的手笔。这是几周前发生的事情。我上报了这一事件，正在等待按照正常程序进入处分流程。但显然，情况似乎要更复杂一些。
“凯文的情况有点微妙。”院长说。我们正坐在她商务风格的办公室里，她身穿一套商务套装，有配套的深蓝色衬衣和西装外套。吉恩说这样的服装能让她显得更强势。院长又瘦又矮，大约50岁，这衣服确实让她显得壮实些。但我实在不懂，在学术环境中，要一副大身板到底有何用。
“这是凯文的第三次违纪了，按照校规，他要被开除了。”她说。
事实清楚，处理明确。我试图找出院长所谓的微妙之处：“是证据不够吗，还是他要提起法律诉讼？”
“都不是，这些都没有问题。但他的第一次违纪纯属无心之失。他从网上复制粘贴了一部分内容，被防抄袭软件检测了出来。那可是他的第一个学年，他英语又不太好，而且还有文化上的差异。”
我对他的第一次违纪情况并不了解。
“第二次是你举报他抄袭了某篇名不见经传的论文，偏巧你看过这篇论文。”
“没错。”
“唐，其他的老师都没有你这般……警醒。”
院长竟然赞美了我丰富的阅读量和奉献精神，这可真不常见。
“这些孩子可是花了大价钱来这里上学，我们也指望着他们的学费。我们当然不想让他们明目张胆地从网上抄袭，但是我们也得承认他们确实需要帮助，况且……凯文还有一个学期就毕业了。我们不能让他在这里学了三年半，连张文凭也拿不回家。这可不好看。”
“如果他是医学生呢？如果你去医院，主刀医生是个靠作弊混过考试的毕业生呢？”
“凯文不是医学生，考试也没有作弊，他不过是在一次作业中得到了一些帮助。”
看来院长恭维我完全是因为要促成一次不道德的行为。想要解决她的难题，做法很简单。如果她想要打破规则，把规则改掉就行了。我告诉了她我的想法。
我一向不擅长解读人类表情，院长脸上的表情我更是不熟悉。“我们不能树立起容许作弊的形象。”
“即便我们正在这么做？”
这次会谈让我既困惑又愤怒。一些重要的事情正处在紧要关头。如果学校以低下的学术标准出了名，我们的研究不被接受怎么办？人们会因为滞后的治疗手段而丧命。如果遗传学实验室雇用一个靠作弊拿到文凭的人，那人又犯了大错怎么办？院长似乎更看重别人的看法，而不是这些真正重要的事情。
我想象了一下与院长共度一生的场景，这可真是太可怕了。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对形象工程的痴迷。我的问卷一定要无情地筛掉那些过度在意自己外表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