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27日
刊载于《澳大利亚人报》
本周，我成为七年来首位访问中国，并与中方官员对话的澳大利亚国库部长。
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至关重要，复杂且充满机遇，这次访问向稳定双边关系又迈出重要一步。
中国已施行了新的经济发展措施，现在正是进行双边对话的重要时机。
我们认识到，澳中之间更稳定的关系对澳大利亚工人、企业、投资者乃至整个国家都是有益的。
阿尔巴尼斯工党政府自执政以来，在同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重建对话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其中既包括2023年11月阿尔巴尼斯总理的中国之行，也包括今年6月中国李强总理的澳大利亚之行，还有一系列重要的部长级接触。
经过数年的困境后，我们积极审慎地与对方接触，同时又未损害我们的价值观或利益。
我们的对华策略是：尽可能寻求合作，必要时坚守异见，从国家利益出发开展交往。
阿尔巴尼斯政府的努力为澳大利亚人民带来了成果。
我们成功确保一系列澳大利亚产品重新出口到中国市场。
在我们初上任时，两国贸易障碍影响了超过200亿澳元的澳大利亚产品出口。现在，仍然受阻的产品出口额已降至不到10亿澳元，中国市场再次向澳大利亚的煤炭、棉花、铜矿石及其精矿、原木、燕麦干草、大麦和葡萄酒开放。
2023年，两国间的双向贸易总额创下了3270亿澳元的新纪录，较2015年《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生效时的贸易额翻了一倍多。
这一系列进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总理、副总理、外交部长黄英贤和贸易部长唐方睿的审慎外交。他们在公共和私人场合的持续努力，为本周进行的交流奠定了基础。
机遇源于互动，而非疏离。
这其中不止有政府的努力。澳大利亚企业与中国的关系也在继续发展，它们也认识到多元化发展的必要性。
在前往北京的前一周，我会见了多位重点面向中国市场的澳大利亚机构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和高级管理层，包括力拓、西农、必和必拓、伍德赛德石油、福德士河、麦考瑞、博思格、汇丰银行、金杜律师事务所、纽卡斯尔港、悉尼机场、科利耳、新南威尔士大学、GrainCorp谷物公司，以及澳大利亚商业理事会。
他们的洞见弥足珍贵，我在所有会议中都借鉴了他们的见解。
几十年来，资源、教育和农业贸易构筑起一座强大的经济桥梁。但如今，澳中关系正面临新的现实挑战，因此这次交流显得尤为及时。
当今世界充满挑战和不确定因素，包括持续通胀、经济增长乏力、目前的供应链的中断以及中东冲突，所有这些都在持续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影响。
除了这些国际压力，中国自身还面临着经济放缓和结构性挑战，这对我们也造成了一定影响。
我们的经济韧性和繁荣与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紧密相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密切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专注于加强现有联系，同时促进贸易和投资多元化发展，继而持续推进我们的国家利益。
国库部预测，中国未来三年的经济增长将低于5%。这将是自中国在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最弱的增长期。
具体而言，中国GDP增长率每下降百分之一，大约会使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四分之一个百分点，相当于60亿澳元的经济损失。
中国经济放缓所带来的铁矿石需求下降，也威胁着我们的预算底线。在国库部的一个预测中，铁矿石和冶金煤价格的加速下降可能使预算损失45亿澳元。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中国共同主持的战略经济对话至关重要。双方自2017年起没有举办战略经济对话 ，但我们政府已与中方达成一致，同意重新启动该对话。
除了对话之外，我还与其他中国政府官员会面。
我与中方官员的所有互动都集中在促进双边经济联系加强，以及推动处理我们共同面临的全球挑战。这是确保双边关系继续支持共同繁荣的机会。
无论是在传统优势领域，还是在世界向净零排放转型的新兴产业和产品领域，无一不是如此。我们可以在钢铁供应链脱碳、绿色产品认证和投资等诸多领域紧密合作，维护两国经济的互补性。
当然，要假装一切风平浪静也十分天真。进行建设性的接触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分歧，而是说，在保持我们国家身份完整和国家利益得以保护的同时，找到双方的共同点。
我们与中国的对话是为了重大动荡时期确保稳定。随着全球和我们所在地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虽然澳中制度不同，但事实是我们两国的经济现已深度交融。保证双方能在互相尊重中清晰地处理这些复杂问题，对于两国未来几年的发展都至关重要。
与中国的关系事关重大，且会让我们获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