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落定，尸骨犹鸣
烈日如火炙烤着大地，地面又硬又干。一名掘墓人正在埋头用铲子艰难地挖着墓坑。就算不是在酷暑，掘墓工作也十分枯燥乏味，何况现在毒辣的阳光又晒得他焦渴难耐。送葬的人群一会儿就要到了，还有几个墓坑没有挖好。掘墓人卖力地挖着，扬起的尘土呛得他喘不上气来。他汗流浃背，嘴里咕哝着，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他的双手已经起了老茧，这对他来说倒是件好事。
在尤里卡金矿场，人们正聚集起来准备举行葬礼。他们面色凝重地走出帐篷，上下拍拍凌乱的衣服，正正帽子，有人穿上了只有礼拜日或参加慈善舞会时才穿的夹克和披肩，掸着上面的灰尘。他们把孩子们叫到一起，把狗栓起来，低声互相谈论着什么。燥热的北风什么时候才能停呢？按说现在应该到了该变天的时候了。
这天是1854年12月4日，星期一。对巴拉腊特镇和那里的金矿来说，这个周一的清晨显得颇有些陌生。在这个世界上最富饶的盛产金矿的盆地，通常星期一天一亮，大家就热火朝天地开始工作，忙忙碌碌一直到周末。在巴拉腊特金矿区聚集着三万两千多名淘金客，他们来自世界各个角落，都在忙着淘金，没有一个人游手好闲。成车成车的食品和货物从墨尔本和吉朗运到这里，堆满了当地的商店。旅店忙着补充供给，酒馆忙着兜售来路不正的烈酒，剧院搭起架子，为晚上要演出的幽默剧或音乐剧准备好服装和道具。新来的淘金客们支起帐篷，卸下马车，神往地睁大眼睛看着周围的一切。孩子们在拥挤的帐篷里穿来穿去，在篝火旁嬉闹，在晾衣绳下互相追逐。每个角落每处场景每个声音都在讲述着这个殖民地边界小镇的日常，喧嚣嘈杂，人叫马欢。
但这个星期一的清晨却鸦雀无声。在这前一天，那个月色阑珊的清晨，地狱般的惨剧突然降临，打破了小镇的宁静，人们习以为常的工作和生活节奏也从此被打乱。
谈起刚刚过去的那个周六的夜晚时的情形，矿工H·R·尼科尔斯回忆说：“那称得上是个真正的澳大利亚的夜晚，一丝风也没有，桉树林的叶子一动不动，空气中弥散着薄薄的灰雾……隐隐笼罩着四周却未完全遮挡视线，周遭的一切显得阴森而又美轮美奂。”
之后发生的事情，被写进了澳大利亚的教科书，教给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
1854年12月3日，星期日。上午3时，一队英国军队和警察袭击了武装矿工草草设立的障碍栅栏。几天前，这些矿工焚烧了自己的淘金许可证，以此抗议地方政府的暴政。正如他们匆匆选定的领袖彼特·莱勒所说，他们誓要“肝胆相照，共同为捍卫权力和自由而战”。他们用木板、水桶和掀翻的马车架起简单的围栏，以此反抗当局逮捕那些没有淘金许可证的矿工。
军队的突袭引发了武装冲突，冲突持续了二十多分钟，造成至少4名士兵和27名平民罹难。叛乱者的据点最终被攻破，他们那带有南十字星符号的蓝白旗轰然坠地。短暂的交战之后，当局担心有叛乱分子躲进了栅栏周边的帐篷里，于是继续骚扰住在栅栏附近的人们。他们纵火烧毁了那里的民居和店铺，追捕并处死了嫌犯和包庇者，数百人被拘捕。
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尤里卡栅栏起义。
当时，在巴拉腊特金矿有一名26岁的印刷工，名叫查尔斯·埃文斯。他来自英国什罗普郡，1853年11月来到金矿。来到这里以后，他每天都记日记。惨剧发生那天，他用笔记下了他所看到的一切。在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星期一的黎明，当他爬出帐篷时，眼前的惨象让人难以置信。尤里卡金矿被焚为平地，栅栏里和栅栏附近乱尸横陈，人们庄重地用马车将尸体运到附近的墓地埋葬。埃文斯在日记中写到：
我想，今天我看到了世上最悲惨的景象。一群可怜的勇士在昨天被怯懦的当局屠杀，他们的遗体今天下葬……有一口棺材漆成了白色，后面跟着一群送葬的人，气氛肃穆而悲凉。棺材里躺着一位女性的遗体，她当时在乞求骑兵饶过她的丈夫，自己却被骑兵无情地杀害。一想到英国人竟然会做出如此冷酷残暴的行径，实在令人惊骇，令人作呕。
目击者查尔斯·埃文斯的道德世界土崩瓦解，但如果没有这个年轻人的描述，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位惨遭屠戮的女性。
躺在白棺中的这位矿工妻子，她的名字没有记录在尤里卡栅栏起义死伤者官方名单中，也没有出现在彼特·莱勒所公布的英雄名录里，甚至在野史故事中也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没有审讯资料可查，没有新闻报道，也当然不会被刻上老巴拉腊特公墓中“为纪念在抵抗维多利亚政府违反宪法的镇压活动中死去的勇士”而树立的纪念碑。这位女性当时是在守卫栅栏吗？还是她仅仅是位无助的旁观者，只不过叛军匆忙中把她的帐篷围进了栅栏里？这我们也无从知晓。
1856年，巴拉腊特镇举行了尤里卡栅栏起义两周年纪念活动，但人们在活动上的演讲也没有提及任何关于这位女性的线索。演讲者将那一天的反抗壮举称颂为“为澳大利亚自由而流的第一滴血”。纪念仪式上，五百多人聚集在尤里卡栅栏的遗址，以铭记这场“（爱国者们）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事业”。民众的带头人汉姆布鲁克博士呼吁大家牢牢记住参与此次壮举的英雄们，是他们“离开了亲人的怀抱，舍弃了家庭的温暖，人地生疏，举目无亲，单靠着一身力气谋生，而统治者又通过专断的法令剥削和压榨他们，使他们的痛苦雪上加霜……最终迫不得已揭竿而起。”
汉姆布鲁克总结说：“如果他们继续委身屈服于暴政，就算不上是真正的男人。”人们普遍的观念是，是男人们在英勇抵抗压迫，尤里卡的神话也植根于这一观念。从此，这一观念的触角便盘踞了尤里卡壮阔史诗中的每一个历史性时刻。在数不尽的书籍、诗歌、画作、电影和学校课程中，尤里卡栅栏起义都被描绘成一件男人唱主角的历史事件，事件中男人们豪情奔涌，男人们碧血横飞，并最终赢得了男人的投票权。
然而，一个年轻人在日记中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忽然让我们意识到，尤里卡栅栏起义的地点并不是只住着一群狂热的男矿工和那些身着红外套的压迫者。这次起义往往被看成大卫与歌利亚巨人之战的翻版，就连一向客观公正的历史学家杰弗里·塞尔莱也在1954年写到：“尤里卡的男人们在犹豫中被迫用鲜血书写了历史”。而查尔斯·埃文斯日记中的这句话却把我们拉回了平常人的世界。
查尔斯·埃文斯日记中的那名女性，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她的名字，但她注定不会寂寂无声地淹没于乱石荒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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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关注尤里卡，却是缘于另一位女性的故事。她的名字叫凯瑟琳·本特利。她的故事都是一些简单而又悲惨的陈词滥调：一名爱尔兰女孩在淘金热中移民到澳大利亚，嫁给了一名刑满释放的囚犯，一夜暴富后又倾家荡产。这样的故事几乎没有再谈起的必要，要引起我对尤里卡的关注也十分勉强。
在1854年，凯瑟琳·本特利是当时巴拉腊特镇尤里卡旅店的女店主。曾经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她成了当时备受关注的历史事件中的女主角。但即便在1854年，名气也是转瞬即逝的，她在历史舞台上的时间很快接近尾声，匆匆谢幕后便淡出了历史，似乎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然而，我却发现，往返于尤里卡的路上处处散落着关于她人生大起大落的故事片段。
我是在研究澳大利亚的旅店女店主的历史时第一次接触到凯瑟琳这个名字。旅店的女店主往往与澳大利亚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高潮事件有着密切的联系。我研究过格兰卢旺酒店的女店主安·琼斯，在她的酒店里，澳大利亚传奇大盗奈德·凯利进行了最后一战。这启发我开始研究其他卷入澳大利亚标志性历史事件的女店主。在阅读C·H·柯里1954年的著作《爱尔兰人在尤里卡》时，我知道到了凯瑟琳的故事。在这本书中，我还发现了关于苏格兰矿工詹姆斯·斯科比于1854年10月7日夜里在尤里卡旅店外被杀害一事的记载。作者在书中推测，尤里卡旅店的店主詹姆斯·本特利、他妻子和两个伙计参与了谋杀。在这个故事中，柯里一直未提店主妻子的名字，但案件的起因显然是因为斯科比酒后失态，侮辱了店主妻子的“名声和人格”。这就是该案唯一的作案动机。后来法庭宣布取消对本特利夫人参与矿工谋杀案的指控，而他的丈夫和那两个伙计则被定为故意杀人罪。
柯里书中女店主被控杀人的片段如此荒诞，让我忍不住去查阅更多关于这个被无罪释放的本特利夫人的信息。我阅读了无数的第二手资料，这些资料叙述了当年的斯科比谋杀案以及随后在巴拉腊特进行的审讯，还提到由于当局腐败，没有伸张正义，反而赦免了詹姆斯·本特利，由此引发众怒，致使一伙暴民愤而纵火烧毁了尤里卡旅店；随后案件转交至墨尔本审理，由大法官雷德蒙德·巴里亲自主审。也是这位巴里大法官后来审讯并处死了传奇大盗奈德·凯利。但关于那位店主的妻子，我却再也没有找到任何信息。我对尤里卡历史的初次研究也便由此作罢。
之后，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翻阅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发现在1854年12月共有5165名女性居住在巴拉腊特，而凯瑟琳·本特利仅仅是她们中的一位。她的两岁大的儿子也仅仅是当地6365名儿童之一。当时的巴拉腊特有四分之一的成年居民是女性，而女性和儿童共占当时维多利亚州金矿区所有人口的32%，占巴拉腊特镇那帮勤劳智慧的居民的36%。另外，凯瑟琳的旅店被暴民烧毁时，她正怀有身孕，那是她的第二个孩子，已经怀了七个月了。这样一个年轻的女性，新婚不久，怀孕在身之时却忽然落得穷困潦倒。凯瑟琳的遭遇很好地反映了当时巴拉腊特大多数人的境况。我还发现，凯瑟琳并没有就此缄默，淹没于历史之中。她的踪迹处处皆是：她给当局写申诉信，写请愿书，她出庭对质，她给自己的孩子开具出生证明和死亡证明……桩桩件件都在诉说着这样一位女性当年是如何火力全开地反抗所遭受的不公的。
我也认识到，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试图复活关于凯瑟琳那段早已风干的往事。
安德鲁·克劳利肩负着一个重要使命。他的曾曾祖母凯瑟琳·本特利的旅店在维多利亚警方管辖期间被暴民烧毁，凯瑟琳于1855年提出索赔30000英镑，而他的任务就是讨回这些赔偿金。安德鲁估计这些钱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二百万美金。他自己考察和撰写的诉讼案情摘要像本电话簿一样厚。人们说他是个怪人，是个惯犯，维多利亚政府也在很久之前就认定他是在无理取闹，并否决了他的索赔请求。
而对于安德鲁和他父亲弗兰克来说，这笔赔偿款至关重要。他们希望能借此恢复本特利家族的名誉。“尤里卡时代并不像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已成为历史，”安德鲁坚持说，“尤里卡时代永远不会结束，直到还我们本特利家族的清白为止……这意味着我们家族过去和现在几代人沉冤昭雪！”我们的采访进行了几个小时，安德鲁告诉我，在当时，对凯瑟琳来讲，真相大白是何等的重要。讲到这里，他忍不住痛哭了起来。
之后他递给我一本凯瑟琳手写的笔记，日期是1892年4月10日。那正是她丈夫詹姆斯·本特利自杀身亡的十六年后。像这样的时刻，让历史学家意识到，过去的事从来都没有真正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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