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2025年7月17日星期四
安东尼·阿尔巴尼斯议员阁下
澳大利亚总理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感谢诸位拨冗出席。我刚刚结束健康和医疗技术合作交流午餐过来，特别荣幸能与西澳大学的巴里·马歇尔教授共聚，这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澳中科研合作中成就斐然，是我国顶尖学者之一。在科学研究与医学突破领域，澳大利亚与中国展现出合作意愿，他正是这一趋势的例证；与此同时，由此衍生的商业机遇也已显现。接下来我要去科利耳公司。作为澳大利亚优秀企业之一，科利耳为数以十万计人们的生活做出了重大改变。让失聪者首次获得听力，对于我们这些听力正常的人而言，堪称非凡创举。作为澳大利亚人，我们理应为本国科学家及医学突破深感自豪；同时也应认识到，此举将带来相应的商业机遇。当然，初衷并不在于此，而在于改善人们的生活，这正是像科利耳这样的企业所做的事。这是一次成功的访问，我与中国三位主要领导人进行了深入交流：同习主席进行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会谈，包括共进午餐；也和李总理进行了会谈，他再次设宴款待我们；还同将于今年晚些时候访澳的赵乐际委员长会晤。我们就安全、双边关系（含人文交流）及作为重点的贸易议题开展了建设性的对话。澳大利亚商业理事会率众多商界翘楚随行，展现了两国经济关系的重要性。在澳大利亚，每四个就业岗位就有一个与贸易相关，而中国是我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我们希望继续如此，也为稳定澳中关系付出了很多努力。此举带来了成效，超过200亿澳元的贸易额得以恢复，贸易壁垒也得到了消除。此行，我们还签署了双向贸易恢复协议，并就促进旅游互访达成共识。澳大利亚旅游业发展前景广阔，在这样的城市里，我们看到中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财富持续增长，这将带来深刻变化。欢迎提问。
记者：关于更广泛的澳中关系，您非常重视与各国领导人建立个人融洽关系，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分歧。您如何描述与习主席的关系，是否视习主席为朋友？
总理：我认为与习主席的关系是温暖而积极的。我们已举行四次双边会晤，并在其他场合也有非正式互动。这是积极的发展。习主席与其他领导人一样，在5月3日选举后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电。
记者：总理，关于稳定方面，中方领导人多次提及几年前经历的挫折或困难。您与习主席、李总理等人的会谈中，是否感受到了他们对那段时期有何看法？他们是否承认中国在强制性贸易措施中存在过错，还是将责任主要或完全归咎于澳大利亚？
总理：我们的讨论绝大多数聚焦于向前迈进，关注当下与未来的议题，而非过去。这也正是我重点着力的方向。我所谈及的是双方关系发展的潜力，以及深化经济联系的机遇。正如我多次提到的，我们当然会尽可能寻求合作，必要时坚守异见，但我们也不希望这些分歧定义我们的关系。因此，我们探讨的是如何推动未来更深入的合作。
记者：总理，反对党一直在密切关注您的出访行程。詹姆斯·帕特森称此次访问实属放纵。您被指责在亲近中国共产党之际，却让澳美关系失去活力。您对此有何回应？
总理：我认为反对党内部存在一些需要自行厘清的问题，包括对华关系。坦率地说，他们应当先解决好自身问题，而不是重蹈过去三年的覆辙——袖手旁观、从来没有什么积极的意见、一味批评指责、刻意标新立异。他们真正应该做的是支持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而这正是我将持续践行的事情。
记者：总理，您如何总结此次访华的目标？您认为是否已达成使命？
总理：此行的目标是推进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非要从原有立场直接转向在所有问题上完全达成一致，这不是我们的目标。尽管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本次访问具有建设性意义，是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一步。这不仅对澳大利亚和中国有重要意义，我愿再次强调这一点。在我们地区，尤其是东盟国家，希望看到积极、建设性的互动，这正是你们在此次访问中所见证的。
记者：总理，反对党联盟称此次访问因缺乏协议、保证或条约而显得放纵。您能否解释为何认为此行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与中方关键领导人长达数小时的会晤是否意味着我们两国关系出现了新要素？这对澳大利亚及我国安全具体意味着什么？
总理：如果将此次访问与上届政府——即我担任反对党领袖期间——的失败相比，当时澳大利亚没有任何一位部长与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进行过电话沟通。因此，我们需以全局视角看待这些事务。我们实现的是建设性互动，并持续阐述了澳大利亚的立场。这些钢铁企业就在这里，如果以钢铁脱碳问题为例的话，钢铁是一个主要的——钢铁生产是全球排放的主要来源。如果没有产量占世界钢铁总量50%以上的中国参与，绿色钢铁转型便无从实现。澳大利亚四大资源与铁矿石出口企业——必和必拓、力拓集团、福德士河以及汉考克，能够和采购他们产品的中国企业一起坐下来，这为澳大利亚的GDP增长和财政收入带来收益，他们还探讨产业转型及其重要性，这正是成功合作的典范。实现钢铁生产从现有模式向零排放模式的转变绝非一蹴而就。但澳中企业间已就此开展了实质性讨论并达成推进协议，这不仅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也符合所有支持全球减排的各方利益。
记者：总理，我注意到詹姆斯·帕特森对您两次行程的批评，这种带有纵容意味的指责，特别针对您昨日登长城和今日观熊猫的活动——这两次访问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工党总理高夫·惠特拉姆和鲍勃·霍克的传统。请问您在进行这两次访问时，是否常想起惠特拉姆与霍克？这些行程对您此次中国之行的意义重大吗？
总理：平心而论，我确实更常想起惠特拉姆与霍克，而非詹姆斯·帕特森。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一直在考量这些活动对澳大利亚的实际价值。澳大利亚2700万民众可能会看到这些照片。中国逾10亿观众也会看到这些照片。这十亿人代表着收入越来越多的人群，他们是潜在游客，也因此会为澳大利亚创造就业。如果詹姆斯·帕特森连这点都不理解，那他确实不理解的事情太多了。恕我直言，事实正是如此。联盟党刚经历败选——他们自己也承认，部分败因在于一贯的消极作派。他们需要停止为反对而反对，该好好想想究竟要支持什么了。我会觉得，澳大利亚总理——无论是马尔科姆·弗雷泽还是高夫·惠特拉姆参观长城时，如果当时有工党政治家发声批评，我会觉得很惊讶。万里长城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璀璨历史，向他人表达敬意本就是不费什么力气。但你知道吗，这份尊重终将得到回馈。
记者：您刚才也提到，此次访问显然侧重软性外交。后续将如何推进？您表示与中国政商界人士的会晤成果丰硕，接下来有何具体计划？
总理：今年下半年，赵委员长将率团回访澳大利亚，这标志着双边关系更进一程。我期待李总理来访。来成都其实有个原因，两年前我访华后李总理赴澳时，我曾建议他不要局限于堪培拉、悉尼和墨尔本这些大城市，后来他果然去了阿德莱德与珀斯。西澳大利亚州是我国经济的重要引擎，南澳大利亚州同样有着重要的关系，该州的葡萄酒产业尤其乐见近期政策变化。鉴于李总理此前走访了三座城市，我再来访华时也应该不仅仅局限于北京和上海。我发现，当你尊重别的国家时，你也能得到尊重，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比如刚就任总理数周，我访问印尼时就不仅造访了雅加达，还去了望加锡，那里有着澳印两国的渊源。这真的很重要，就像我们期待国际访客能走出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的金三角，因为这些地方只是澳大利亚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澳大利亚的幅员要辽阔得多。值得一提的是，习主席曾走遍澳大利亚各州领地，他对此引以为傲，这些经历也帮助他了解澳大利亚。今天让诸位齐聚成都，如果有人认为来到成都是个错误，可以举手示意，会后和你的同事再做讨论。但我坚信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未来我也会继续做正确的事情。就像加拿大政府特意选择卡尔加里作为七国峰会举办地，美国上次的四方会谈也选址费城。我们有意突破常规会晤地点的限制，如果固守传统选址，就说明理解还是不到位，而这份理解是必需的。
记者：总理，今天有报道显示，唐纳德·特朗普为促成与习主席的峰会并达成贸易协议，已缓和了对华的对抗姿态。就在争取贸易关税豁免时更强硬地对抗美国才是最佳策略这一点上，澳大利亚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
总理：我们始终秉持建设性交往原则，未来也将继续与美国保持这一互动方式。
记者：总理，您提到与习主席关系之间的关系是温暖的。上次访华期间，您被问及是否信任习近平主席。如今您能否明确表态是否信任这位中国领导人？
总理：这类提问在所难免。我没有什么理由 -- 他对我作出的承诺从未食言。因此，我的答案与上次并无二致。
记者：您方才谈及相互尊重，而中方释放的信号显示其倡导更开放的自由贸易，并对澳大利亚与中国间的零关税贸易表示满意。但在关键矿物领域，中方似乎存在不公平竞争之嫌。你可能已经注意到，莱纳斯稀土公司在澳大利亚及海外业务中，多年来持续面临严重的虚假信息宣传。对于中国可能在这一关键领域采取不公平竞争手段，你是否感到担忧？
总理：我们始终坚持自由贸易的公平原则。这是基本立场。当然，正如各位所期待的那样，我们会维护国家利益，并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措施。
记者：谢谢总理。您和内阁同僚都将战略竞争称为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澳大利亚能否且必须在这场竞争中胜出？鉴于当前全球动荡局势，与中国建立稳定关系本身是否就具有重要价值？
总理：我期待一个更稳定安全的世界。这不仅关乎人类命运——乌克兰的牺牲、巴以冲突中的无辜伤亡、非洲部分地区的战乱都印证了这点，更影响着未直接受波及的民众，以及我们的经济发展。冲突影响全球经济。当前全球通胀的成因并非仅源于俄罗斯对主权国家乌克兰的入侵，但这场战争确实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通胀压力。胡塞武装在红海地区的行动等事件也持续产生连锁反应。我们看到国际冲突正在影响着世界经济。正因如此，推动地区和平与安全完全符合我们的利益，这也是我们一贯坚持的立场。我们不仅与太平洋邻国及东盟成员国保持着深度合作，更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加安全、和平的世界。这种努力既体现在我们建设自身实力，包括与美国同盟关系的深化中，也体现在我们投身发展关系上。
记者：您提到展现尊重再赢得尊重，那么您是否预期这种尊重将转化为对我国周边海上演习的事先通报？
总理：我们已就此阐明立场。但需要说明的是，澳大利亚在该区域开展过多项演习，我们是这么做的，事情已经发生，这是客观事实，我们行使国际法赋予的权利，我们是这么做的。
记者：总理，您详细阐述了本届政府有别于所谓“扩音器外交”的方针，如您所言，这显然与许多批评者的期待相左。例如，这种做法会导致外界要求每次会晤都必须取得具体成果。鉴于您正处于新任期伊始，展望三年后的澳中关系，您希望看到哪些进展？不仅限于事件通报机制，还包括您所说的“必要时坚守异见”之外更广泛的合作范畴。
总理：我期待看到更紧密的双边关系，希望双方能增进共识、减少分歧。但如果要实现零分歧的局面，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答案是不存在，因为我们拥有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的价值观，所以有分歧是可以理解的。我希望能够定期就这些问题展开对话，在尽可能达成共识的同时，也理解彼此国家的立场渊源。基于理解方能深化合作，我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我在国际交往中的行事方式，也正是我希望用来定义本国政府执政风格的准则。我们是一个稳定性、有序的政府，言出必行，践行承诺。我们不会汲汲于追逐明日头条，而是关注若干年后将如何被历史评价。我在政治层面曾多次强调，包括上次大选前就指出，我的执政重点（当时这部分主张曾受到某些批评）在于避免好高骛远。具体而言，我在2019年就着眼于规划：2022年我们要达到什么目标？要确立怎样的国际定位？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要取得哪些成就？如何塑造国家形象，才能让澳大利亚人对未来保持信心？这一局面出现在一段特殊时期之后：自2004年约翰·霍华德连任以来，尚未有总理成功获得连任；且陆克文、吉拉德、阿博特与特恩布尔几位总理均未经选举更迭便遭替换。我认为民众希望看到这种“旋转门”现象终结。他们期待看到一个明确自身方向、并能清晰阐明施政纲领的政府。正因如此，我在大选后——而不仅限于选前——专程赴国家新闻俱乐部阐明我们的执政方向。显然，执政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你要去处理的事情：无论是上上届任期遭遇的新冠肺炎疫情，还是上届任期内始料未及的全球通胀。但同理，此次我着重考量的是：到2028年我们会怎么样？发展目标是什么？去年，部分评论未能预见5月3日的选举结果。我当时对获得绝对多数席位始终充满信心。那些关于少数派政府的频繁质询，我认为本质上与我们既定的发展方向关联有限，所以没有关注，因为我有自己聚焦点，而且我们需要重建民众对政治的信心。这正是我矢志不渝的追求。我们探讨彼此在价值观上的分歧。我们是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我对民主政体充满热忱。而重建民众对民主信心的方式之一，就是兑现承诺，以坦诚直率的方式开展交往，不被最新的推文或博客分散注意力。正如我日前所言，我不会因此分心。我当前既专注于取得成果，也着眼于2028年及更长远的发展；如何规划未来蓝图，以及我们应为国家利益采取哪些行动？
记者：过去十年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您对过去六天的中国之行有何观察？您如何描述中国作为崛起超级大国的自我定位？又如何评价这里的整体氛围？
总理：中国展现出坚定自信的发展姿态。作为城市政策研究者，我热爱建筑艺术与城市经济学，来到这座城市后，昨天下午从网球中心乘车至此途中，这里的创新建筑数量之多、创意之新颖，超越了我到访过的任何世界上的其他城市，令我印象深刻。这里处处彰显着崭新气象与发展活力，充满创造力。诸位此行的意义之一，正是要将这样的中国形象传递回去。我曾到访杭州、重庆、深圳等中国众多城市，就是希望传递一个信息：中国不止有北京或上海，正如澳大利亚不止有悉尼和墨尔本。
记者：接下来您将访问科利耳公司。这家在华运营的澳大利亚工厂很有趣。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我调研外来直接投资案例时，澳大利亚在华外来直接投资项目中，它位居榜首，但后面就没太多其他案例了。在您抵达之前，我查阅了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过去一年，澳大利亚对华直接投资跨国投资下降了25%。自您启动稳定进程（该进程在外交层面已取得成效）以来，我们看到澳大利亚对华直接投资缩减逾半。这一数值自2019年起逐年减少。作为总理，您如何看待这一趋势？是否对此感到关切？您认为其成因何在？是否希望做出改变？能否就此发表看法？
总理：我认为您通过出2019年这一拐点年份，已部分回答了这些问题。显然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投资产生了影响；与此同时，莫里森政府执政期间存在的特定问题也不容忽视。我期待看到更多直接投资落地。这正是我多次提及的议题。科利耳公司便是个很不错的例子。今天下午，出于隐私及健康考量，我们将以非公开形式见证一位年轻人的人工耳蜗开机时刻。这项澳大利亚发明让那些从来没有听到过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声音的人，从来没有听到过空调运转声、河流潺潺声与鸟鸣啁啾声的人重获新声。这令人赞叹，真的令人赞叹。我们应当为正在取得的成就深感自豪，而今天下午作为澳大利亚总理，能够见证这一时刻，对我而言也将是无比自豪的时刻。衷心感谢这个家庭的接纳与支持，愿意展现这项发明所带来的影响。因此，我对此充满期待。稍后我将与各位再叙。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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