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的演说是发表于非常重要的国际峰会之前，就是由英国在康沃尔主办的G7峰会。
我非常荣幸能应英国首相约翰逊之邀参与G7 Plus的领袖峰会。
澳洲是G7集团以外受邀的四位伙伴之一，还有印度、韩国和南非。同时，这是我以总理身份第三次受邀，连续三年，代表澳洲以G7集团伙伴身份参与G7 Plus领袖峰会。
而且，我相信对澳洲来说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比现在更重要，能够受邀和世界上最大的先进经济体及自由民主国家一起参与峰会。我们非常需要参与这个会议，因为对澳洲、对我们印太地区、乃至于对全世界来说都事关重大。
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极不确定的年代，从1930年代以来除了战争时期未曾见过。我们面临着很多挑战。
首先当然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它导致的经济衰退，以及由企业领导的为重建生活与生计所需要的全球复苏。
全球贸易系统及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正面临严重的压力和威胁。
随着全世界因应对解决气候变化的挑战，一个新的全球能源经济出现，这对澳洲将造成深远的影响。
我们如何在这个新的「净零碳排放」经济中成功并繁荣，同时也不让我们的矿业、制造业和重工业，还有澳洲人的工作机会，尤其是在偏远地区，受到威胁；还有不增加澳洲家庭的负担并保障供电安全稳定；同时也不牺牲澳洲既有的经济优势，这些都是澳洲国家利益之所在。
这无关于气候变化本身的讨论。这关于澳洲身为正在应对气候变化世界的一部分，如何有效地促进我们国家的利益。问题不是应不应该做或什么时候做。重要的是，如何在新的「净零碳排放」全球能源经济中保护并促进澳洲的利益。
然而最重要的是，我相信，对于我们的安全繁荣以及我们生活方式所倚赖的全球及印太地区稳定而言，不断加剧的的大国之间的战略性竞争是最关键的议题。
快速的军事现代化、领土主张所导致的紧张局势、经济胁迫升高、对包括海洋法在内的国际法的破坏、以及以新兴科技所促成的假讯息、外国势力干预及网络威胁的加剧。
在康沃尔有许多议题要讨论。当我们在康沃尔会面时，我们长期受益的一个自由、基于规则秩序中的合作模式，正面临新的压力。
正如美国学者Robert Kagan警告的，“丛林正在复生”。
身为世界上主要的自由民主国家和先进经济体的领袖，我们必须以新的清晰眼光、团结一致、目标明确，防止丛林复生。
我们的挑战就是加强、改进和支持有利于自由的世界秩序。
应对这一挑战将需要理念相近的国家和自由民主政体之间进行30年来前所未见的积极合作。疫情危机只是强调了深化和加速我们共同努力的迫切需要。
我们应该回顾一下二战后的几年，从中寻找灵感。一个动荡的世界，不同的经济和社会模式处于竞争状态。
那时杜鲁门总统呼吁“创造条件让我们（美国）及其他国家能得到免于胁迫的生活方式。”
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不论新旧），焦虑的人们渴望和平、稳定、繁荣，以及对自己国家未来的主权控制感。
之后，在美国的领导下，一代具有远见卓识的卓越决策者开始为不确定的世界带来秩序；且重要的是，这个秩序彰显自由的价值，并奠基于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上。
我相信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也需要我们为这个新时代达成共同的目标。
针对全球挑战，澳洲带来自己独特的观点，彰显出我们立足之处及我们是谁：我们的原则、价值、当然还有我们国家的性格。
澳洲国家的利益和一个开放包容、有韧性的印太地区息息相关。这是我们的利益所在。澳洲国家的利益也和支持自由的印太地区战略平衡密不可分， 让我们能够做自己： 我们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自由民主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决心以自身主权来塑造自己国家未来的自由人民。
今天，我想要说明五个发挥澳洲影响力的倡议领域，希望在康沃尔会议中推动这些重要议题。它们是：
- 支持开放社会、开放经济、及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
- 打造主权实力、能力、和韧性;
- 合作应对全球挑战
- 促成新的企业领导的经济成长与发展; 及
- 证明自由民主体制是有效的。
现在，我想要说明清楚我们想做什么，当然还有我们不想做什么。
我们在康沃尔共聚一堂，并不是围绕特定成员创建一个封闭的团体。
完全相反。这是关于确保我们能维持一个开放、基于规则，支持所有主权国家的和平、繁荣和愿望的全球体系。
一个对自由民主体制来说安全的世界秩序，让自由民主能蓬勃生长、免于胁迫，并通过正面、合作、一致的行动来强化。
我们正面临印太区域内加剧的竞争。我们知道是因为我们就身处其中。
我们的任务是处理好这个竞争。
竞争并不一定会导致冲突。
竞争也无法合理化胁迫的行为。
我们需要所有的国家都以能促进发展及合作的方式参与全球体系。
澳洲已准备好与所有国家在共同挑战上展开对话，包括中国，在他们也准备好与我们对话的时候。
现在，我来谈一下五个我认为自由民主国家应该采取一致行动的领域。
第一个是支持开放社会、开放经济、及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
自由民主国家之间深化合作的基础确立于共同的信念，以及我们据以生活的价值观。
我们相信开放多元的社会能提供关键性的自由及丰富的机会，让我们的公民能完全发挥潜能。
民主选举、法治、思想及表达的自由、独立的司法制度和负责任的政府具有本质上的优点和能力，能为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值得我们拥戴。
由企业领导的开放市场经济提供了最好的途径，在快速变动的世界中创造共享的繁荣。
当我们一同合作，我们就能支持、捍卫、及（在必要时）革新这个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国际秩序，而这个秩序就是支撑普世人权和赋予所有人机会的基石。
一个支持自由而不是专制独裁和威权主义的世界秩序。
我们不能在这些价值与信念上掉以轻心。它们无法避免地连结到我们国家的生活方式。我们不能消极以对，也不能期待别人帮我们推动这些价值与信念。我们依据这些价值观而活，也必须为此发声。
在我们对抗新冠肺炎疫情及期待复苏的此刻，我将主张以企业领导的全球经济成长，正如我们在国内所做的那样。澳洲的成功是一个明证。
澳洲过去一年强劲的经济复苏展示了政府在危机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同时也证明了以民营企业作为经济发展核心之政策设定的恒久重要性。
让民营企业持续做所最擅长的——带动我们经济的成长、创新、创造就业、并探索新的机会。
澳洲是仅有的两个国家之一（在康沃尔峰会中），与韩国一起，现在的经济规模大于疫情开始时期。
澳洲的成就并不是来自于更多的法规、税、或是更多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指引。那不是澳洲安度危机的方式。澳洲的成就来自于更好的税务激励。澳洲鼓励现代化制造业的方法是透过提供激励，而不是增税 。我们进行法规改革，对开放贸易持续支持，并认识到过多政府干预可能导致资源错置而妨碍创造良好、长久和高薪的就业机会。
一如以往，澳洲会持续倡导一个基于开放市场的自由、公平、并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
澳洲的繁荣正来自于我们维持对外开放的贸易经济模式。
在G7，我们会与其他国家一起合作来强化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角色，并在有需要的地方进行改革。
一个运作良好的世贸组织，可制定明确的规则，客观而有效地仲裁争端，并在不良行为发生时予以惩罚，这可以成为国际社会对抗经济胁迫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
在我与许多领导人的讨论中，我从最近对澳洲准备抵御经济胁迫的支持中得到了极大的鼓舞。
解决经济胁迫最实际的方法是恢复全球贸易机构具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制度。
在胁迫行为不需承担后果的情况下，胁迫方就没有克制胁迫行为的动机。
G7峰会提供了一个机会，为将于今年11月举行的第12届WTO部长会议中的上诉机构改革指出可能的解决之道。
这并不容易。澳洲和其他国家一样，对于上诉机构的运作有许多疑虑。
但是，重新开启实际且严肃的谈判，来反映所有经济体的需求，找出对所有经济体来说都可行又有效的解决方案，是必要的第一步。
数据及网络经济是另一个需要强化多边合作的领域。在确保未来的全球标准能反映出开放社会特定的需求与价值，自由民主国家之间采取一致的行动至关重要。
在倡议强化网络平台的职责及透明度，特别是支持女性安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及保护儿童免于虐待等方面，澳洲始终是全球领导者。我们期盼能与其他自由民主政体在建立国际标准方面合作。
建立我们澳洲自己的主权能力和韧性是我们为全球安全与稳定加强合作所努力的核心。
澳洲的战略环境在近年来有巨大的改变。急剧变化的趋势有悖于澳洲的利益。
我必须强调这一点。认为在过去五年间世界并未改变的观点已经与现实脱节。情况已经改变。急剧变化的趋势有悖于澳洲的利益。
印太区域—我们所在的区域—是新一轮战略竞争的重心。
误判及冲突的风险已经存在而且正在升高。同时，澳洲及我们的盟友们过去所占有的科技优势，也正面临挑战。
在去年的国防战略更新报告中，澳洲政府承诺在未来十年内追加2700亿澳元来提高澳洲的国防实力。
在澳洲国家安全方面，澳洲从未寻求搭便车的方式。我们或许会向我们的盟友及伙伴请求支援，但绝不会把澳洲国家安全的责任交给他们。
我们为我们的伙伴带来澳洲人的影响力和关键性的主权实力。我们为和我们伙伴的共同努力添加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受到尊敬，并受邀来参与这次峰会。
我们必须强化我们自己的努力以及和伙伴的合作，来应对我们正在面临的复杂安全挑战。在这方面还有许多要做。因为澳洲在确保我们自己的未来这方面，正在，也必须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并运用所有我们能掌握的治国本领。
澳洲在我们地区非常努力，在与美国、日本、印度坚强合作的基础上加强合作、与太平洋地区强化交往、我们援助东南亚国家，并身为东盟(ASEAN）的坚定合作伙伴，与东盟来往。
我很期盼能与我们长久且坚定不移的盟友在康沃尔讨论印太地区的战略挑战。
拜登政府已清楚表明印太地区是他们的焦点，且印太地区也已是我们联盟的焦点。我和拜登总统第一次面对面的会谈将提供一个机会，进一步巩固我们的联盟伙伴关系，这是建立在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所共享的连结和价值观之上。
日益密切的澳日之间安全及国防关系也已经成为澳洲和日本之间特殊战略伙伴关系中最具指标性的部分。我期望能在康沃尔和菅义伟首相会面时，再次确认我们强化的双边安全合作。我们也正准备要签订互惠准入协定，双方在去年十一月已原则上同意。
我对英国约翰逊首相在三月发表的《综合评估》中承诺和印太区域更深入来往表示欢迎。我们在英国的会面，将是个讨论我们要如何深化合作的机会，这也包括安全及国防议题。
当然，我也很期盼能与在康沃尔的其他领袖们分享关于印太区域战略挑战的观点，并在我返澳途中访问法国和马克龙总统会谈。讨论的重点之一，将会是确保新兴关键科技的市场发展方式，能够反映出我们共享的价值观。
关键科技的安全有韧性的供应链之发展在面临越来越多的安全挑战。人工智慧、机器学习、量子电脑和其他科技，都有巨大潜力能确保我们人民的繁荣、安全与福祉。
但是这些科技也潜藏着风险。
我们需要确保这些科技是可靠的、价格合理的、而且有韧性的；非常重要的是这些科技必须要安全，以及受那些能反映我们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法规和准则所管理。
另一个优先事项则是在对清洁能源科技及军事应用至关重要的关键矿物中发展安全且市场分散的供应链。
西澳或许比澳洲任何其他地方都更能了解这个挑战及相关的机会。
此刻，稀土的供应链并不分散 — 目前单一国家占有全世界精炼稀土产品的 85%。
考虑到澳洲丰富的关键矿物蕴藏量，澳洲有责任为分散关键矿物的供应做出贡献，所涵盖的价值链越长越好。
锂也提供一样的机会，应该参与供应链。
这将会为澳洲带来兼具战略和经济的双重红利。
我也期盼能讨论广泛的供应链议题，以及它对我们在经济、公共卫生、及社会韧性方面的影响。
澳洲积极支持确保供应链开放透明、有竞争力、可信任及市场分散的努力。
我们已和印度及日本一起，建立一个新的供应链韧性倡议计划。同时，在澳洲国内我们也已建立了一个供应链韧性办公室。
我们已启动了一个价值一亿零七百万澳币的计划，来移除关键供应链的弱点。在康沃尔，我将指出关键医疗器材、个人防护装备及疫苗的供应链是我们需要加强合作的重要范例；我相信这个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关键的是，主权实力并不表示我们必须自己制造我们在国内消费的每样东西。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可以、或应该，在所有的商品及服务上自给自足。
这就是为什么与可信赖的伙伴之间维持可靠的供应链是如此重要。
针对全球挑战展开合作将是澳洲参加G7 Plus峰会的第三个焦点。
我们会继续共同打击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而且还有更多事要做来确保受疫情摧残的国家能有效的响应，特别是通过分享疫苗。
每个月，澳洲都将数万剂的疫苗送到太平洋岛国及东帝汶大家庭，来响应当地爆发的严重疫情。
同时，我们也和我们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伙伴——印度、日本、和美国合作，在金融、研究、制造、及疫苗取得和运送方面协力，来帮助我们在东南亚的邻邦施打疫苗。
我们在康沃尔的讨论也将会聚焦在如何做得更多，以预防像新冠肺炎一样的传染病大流行再次发生。
我会支持澳大利亚加大呼吁力度，让世界卫生组织更强大、更有独立性，拥有增强的监督及对疫情响应的能力，如同我之前阐述过的。
同时，我大力支持拜登总统最近的呼吁，必须强化并加快努力找出新冠肺炎疫情的起源。澳洲已经领先呼吁要展开调查，并且必须是独立的调查，澳洲坚持了解疫情起源与政治无关，这对预防今后的疫情十分必要，对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有益。这是个非常实际且明智的观点。
澳洲也期待参与气候及能源相关挑战的讨论。
澳洲在设定、达成及超过自己所承诺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目标达到优良的纪录。
我们正在迈向并超越我们在巴黎协定上的承诺，一如我们已经达成并超越了我们在京都议定书的承诺。这将会反映在近乎减半的人均碳排放，与减少将近70%的每单位GDP碳排放。我们会在格拉斯哥的COP-26会议前发表我们的长期减排策略。
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方面，成就必须与设定远大的目标同样重要。
在澳洲，自2005年以来，我们已减少了20%的碳排放。这比加拿大、新西兰、日本和美国都要多。
在2020年，澳洲所部署的新再生能源，以人均计，比全球平均高了八倍，也比美国、中国、及欧盟高了三倍。我做这些比较并不是为了评论任何其他国家的表现，主是要强调澳洲所达成的成就。而且，这些成就常被低估了。
我们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家户太阳能装置率。在澳洲，每四户即有一户装设太阳能系统。
随着科技持续进展，而这是由我们科技路径图中200亿澳币的投资所支援的，我们预期未来会做得更好，也将会定期报告我们的进展。澳洲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会每季报告我们在这个领域的表现。
澳洲正在迈向净零碳排的路上。我们的目标是尽快达成净零碳排，最好能在2050年之前。但我们是通过能促成并转型我们工业的科技来达成这个目标，而不是通过税收来淘汰这些工业及它们支持的就业机会和生计，特别是在澳洲的偏远地区。
这种想法驱动了我们的计划，追求和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及韩国的科技伙伴关系，并且拒绝碳税，因为这不过是用了另一个名字的贸易保护主义。
促成企业领导的经济成长和发展就是我们重建全球经济的方法。
身为市场经济的领袖们，我们必须追求由企业领导的复苏，而不是以政府为中心和依赖政府的经济复苏。以政府为中心和依赖政府的经济复苏绝不是澳洲的行事风格。
为了达到这个结果，在疫情后重建发展中国家以企业领导的经济成长和活力方面，先进的自由民主国家有相同的重大利益。
具体而言，部分对于疫情后世界经济复苏的支援，应该要来自更大量的基础建设投资，特别是在我们的印太地区。
我们要确保这些投资计划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上。缺少适当标准的基础设施——或是太昂贵、或是无法在环境方面做到可持续发展、或是附加了艰巨条件的基础建设—根本不值得拥有。
基础建设计划必须要高品质、价格合理、以及不附带任何条件。这些计划应该要满足真正的需求，以及带来可持续的经济利益。同时，这些工程不应该损害国家的韧性或主权。
G7和G7集团伙伴在这方面可以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不论是通过我们的双边发展计划，或是以多边发展银行的主要利害关系人身份—特别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
同时，我们也可以策略性地使用私有部门的融资来调动资本。我们的努力最终应该是让发展中国家有选项，能做出最适合他们需求的选择。
在提供一个一致且透明的途径来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债务问题方面，也还有更多要做的。这还包括提供其他可能的融资机会。
缺少这种安全网和透明度，我们的邻国面临开放经济发展的阻碍，并且很容易受到债务外交的影响。
最后，如同我们在首次四方安全对话(Quad)峰会时所确认的，我们必须继续证明自由民主体制是有效的体制。
这是拜登总统的关键重心。我认为，当他邀请其他三位领袖们一起参加首次四方安全对话（Quad）峰会时，这也是他主要的重心。
我们认为，自由民主的最大的说服力来自于我们提供的榜样的影响，而不是出自于推销或说教。
如同Mathias Cormann时常提醒我们的，他是伟大的西澳洲人及现任OECD主席，他以前总在国会及其他论坛中提醒我们–西柏林在周边环绕的贫穷地区中闪耀。他会这样说。这是支持自由民主最有力的论点之一，最终也促成了柏林围墙倒下。
这是澳洲人长久以来都了解的一课。
我们了解到我们对别人的影响力，极大程度来自于我们在自己国家内的成功：我们开放民主的社会、我们对自由和机会均等的信念以及我们实践它们的方式、还有我们强劲的经济，让我们能达成我们对澳洲人民的承诺，同时也让我们在海外发挥领袖的角色。
我们开放的经济展望、有活力的公民社会—那在艰难的时期支撑了我们的韧性，并持续带来长期的稳定和繁荣。
我们的成功也给了我们信心和能力来保卫我们自由多元的社会来抵抗胁迫，保有我们的主权，及支持别人做出符合他们长期主权利益的决定。
在康沃尔及其他地方，我们的挑战是证明自由民主体制对所有人都有效。
那证明我们能够确实找到解决方式，并为所有人带来好处。
能参与有关于世界要往哪个方向去的重大讨论，与我们理念相同的伙伴一起，符合澳洲国家的利益。而且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澳洲正在参与，因为我们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
我们在全球事务中提高的地位，我们在全世界同侪中的声望，让我们有机会参与康沃尔会议。这并不是偶然。
我们在那里，是因为我们坚持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在那里，是因为我们有增加价值的能力。
同时，我们在那里，是因为我们和其他伙伴的连结和受到的尊重。这不仅局限在印太地区，也包括了和更广阔的全球理念相近、支持自由的国家。
因此，在康沃尔将会有澳洲的声音。
这声音将会清楚直接。
这声音将会积极且有建设性。
而且，这声音也会是尊重他人，且对我们身为澳洲人有信心的声音—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影响力，以及我们做出的积极贡献。
非常感谢你们的耐心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