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傅关汉阁下
关于促进核不扩散国际合作的演讲
世界和平论坛
2021年7月4日，北京
下午好。感谢组织者邀请我参加今天的讨论。
核武器仍然是世界和平最严重的威胁之一。一旦使用核武器，我们每个人都将深受其害。
因此，通过类似本论坛的1.5轨对话机制针对相关话题作进一步讨论恰到好处，特别是在中国这类有核国家的管辖范围内进行讨论。
澳大利亚致力于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国际核不扩散和核裁军工作。我们作为践行者，一直在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
今天下午，我将简要谈一谈核武器问题、解决核武器问题的背景、国际合作的主要途径，以及我们要如何应对全球核扩散带来的挑战。
背景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有一个著名的预言，即到1975年，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数量将达到25个。幸运的是，预言没有实现。
全球核武器数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超过了70000枚，现在已经下降到13000枚左右。
但我们都知道，这还不够。
我们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核裁军进展缓慢，核扩散挑战依旧存在。
朝鲜无视国际社会继续发展核武器，据称已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中止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并启动铀浓缩活动引起严重关切。个别国家内部也再次出现发展核武器的声音。
与此同时，能够威胁空间系统的武器和进攻性网络能力不断发展，再加上部署战术核武器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都对在危机中避免核升级提出了非常现实的挑战。
在此背景下，以核国家为首的国际社会携起手来，共同应对核武器及其扩散带来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针对国际军备控制制度进行长期而周密的谈判对于应对挑战至关重要。
正如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玛丽斯·佩恩在2019年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所言：“正是条约和协议体系支撑着我们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提供了我们所有人努力追求的稳定性、安全性和确定性。”
我们很高兴中国支持这一观点。就在上个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表讲话，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阐述了“促进国际军控进程、捍卫多边主义”的重要性。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澳大利亚认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是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基石。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核裁军、核不扩散与和平利用核能三大核心将继续作为相关领域的全球合作基础。
该条约通过遏制核武器扩散，持续为所有国家带来安全利益，并由核武器国家承诺履行第六条规定的义务，努力实现核裁军。
五年一度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因新冠肺炎疫情推迟到2022年初举行，此次会议将成为国际社会推进实现条约目标的重要机会。
在核查、加强保障、提高透明度和降低风险方面，还有许多重要的实际工作要做。
我们将聚焦共同领域和共同基础，朝着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的共同愿景迈进。
核裁军和核不扩散倡议
澳大利亚正在与核裁军和核不扩散倡议（NPDI）的成员方密切合作，争取在下一次审议大会上取得进展。
核裁军和核不扩散倡议由澳大利亚和日本于2010年成立，是由12个国家组成的跨地区集团，致力于促进实际行动，对核国家持续施压，敦促其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的承诺。
其中最重要的是提高透明度。
从过去来看，对于能力和意图的误解会导致紧张局势，加剧不信任度。
提高透明度有助于实现战略稳定，保护各方不受误判。但这是一段艰辛的旅程：前苏联和美国在达成重要军控协议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耐心，还需要高层领导的参与。
这就是降低风险的措施至关重要的原因，这些措施包括交换数据、完善危机沟通渠道、定期交换意见等，有助于建立信任，并最终实现持久的军备控制削减，造福所有人。
去年11月，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共同主持了东盟地区论坛降低风险研讨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核国家都参加了这次活动，此次研讨会显示出该地区国家采取行动的强烈意愿。但要取得成果，还需要各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的坚定关注。
核查方面的技术合作
另一个挑战是完善核查方面的技术合作。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核国家在开发用于核查核军备控制、核裁军和核不扩散工作的思维工具和潜在工具方面开展技术合作由来已久。
近年来，所有核国家对于技术合作的参与程度都有所下降。重启相关工作有利于实现更加广泛的外交合作。
裁军谈判会议
考虑到这次讨论的主题，裁军谈判会议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客观地说，裁军谈判会议一直难以达到人们的期望。
正如澳大利亚外长玛丽斯·佩恩在2019年裁军谈判会议发表讲话时所说：“很遗憾，裁军谈判会议并没有保持其在成立之初展现出的势头和决心。”
澳大利亚认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最优先事项是启动《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谈判。该条约有利于实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核裁军目标和核不扩散目标。
我们认为没有理由不开启这类谈判，敦促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建设性地参与其中，达成目标。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尽管裁军谈判会议举步维艰，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是防止核扩散最有效的国际机构之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一直主张全面并永久禁止核试验爆炸，并于1996年率先通过联合国大会决议，筹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致力于推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
澳大利亚为实现目标而不懈努力，其中包括我们（与日本）共同主持的“全面禁核试条约之友”活动以及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周内主办两年一次的部长级会议，提请各方注意该条约生效的迫切需要。
最近，澳大利亚的罗布·弗洛伊德博士当选为全面禁试条约组织的执行秘书，这是对我们努力推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认可。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的国际监测系统为全球和平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澳大利亚拥有的该条约国际监测系统设施数量位列全球第三，可监测全球范围内的爆炸性核试验。
遗憾的是，这一重要条约尚未生效。
澳大利亚呼吁所有尚未批准该条约的国家，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附件2所列国家，尽快批准该条约。
国际原子能机构
作为原子能机构的创始成员国，澳大利亚坚决支持该机构在促进和平利用核技术和防止核扩散方面独立发挥作用。
严格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义务是全球核不扩散框架的关键要素。这是基于规则的现有国际秩序能够为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带来安全成果的范例，也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必能开展重要保障工作的原因，其工作包括核查所有与保障条款相关的材料是否仍用于和平活动。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附加议定书向国际社会提供了和平使用核技术的重要保证。澳大利亚将附加议定书视为保障核查的当代标准，我们都应致力于普及这一标准。伊朗等国反向而行，采取的行动与保障措施背道而驰，制造不确定性和不稳定因素，可能会为其他遵守国际规则、维护国际安全的国家提供先例，令国际社会担忧。
澳大利亚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独立履行其职责方面所做的工作。然而，我们注意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工作量在逐步增加。我们需要确保该机构继续获得授权和配套措施，实现其目标。
虽然全球问题最终需要全球解决方案，但所有国家都有责任通过一切适当的途径防止核武器扩散。
无核武器区和出口管制
澳大利亚作为1986年《拉罗汤加条约》的签署国，成为南太平洋无核区的一员，并以此为豪。
澳大利亚坚决支持建立无核区，并且相信建立无核区有助于更有效地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多种出口管制制度也有助于实现不扩散目标。
核供应国集团、桑戈委员会、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和海牙行为准则等团体为核材料和导弹技术的出口提供了重要的协调控制层，防止核武器与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
其他外交选择
当然，核扩散对我们来说过于危险，我们不能放弃让较小的团体通过双边方式推进军备控制工作的方式。
例如，我们欢迎美国和俄罗斯续签《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澳大利亚也支持拜登总统和普京总统在6月16日的首脑会议上重申的“核战争不可能打赢也绝不能打”的原则，以及开启双边战略稳定对话的承诺。
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核国家接受这些事态发展，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规定的义务，承诺采取类似步骤实现有意义的裁军至关重要。我们鼓励中国与美国展开战略稳定谈判。
同样，澳大利亚对伊朗的核活动深表关切，但也为目前恢复履约《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所做的努力感到欣慰。我们与其他国家在确保伊朗永不发展核武器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并欢迎美国、E3国家、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国在维也纳展开间接谈判。
无论这些会谈的结果如何，重要的是伊朗需要履行国际原子能机构规定的保障义务，包括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伊朗所有核设施，以及确保其行动完全透明。
最后，在朝鲜采取具体步骤完全实现可核查且不可逆转的无核化之前，所有国家都必须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关朝鲜的决议，这一点至关重要。实施有效制裁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
结论
国际合作对于解决现在和未来的核扩散威胁至关重要。
古语道：“移大山始于运小石”。
这也是我们应对核军备控制挑战的写照。
消除核武器需要持续行动，需要所有国家的参与，包括依赖核威慑保障安全的国家。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国际裁军和不扩散体制的基石，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进一步加强而非重塑。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做出的旨在遏制核扩散的决议需要各方积极且坚定的执行。
类似《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这样能够坚持履行核不扩散重要职能的组织需要我们的支持，而非干预。如果没有这些组织，所有国家，无论大小，无论是发达国家的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国家安全都将受到损害。
我们还必须保持开放的态度，通过对话和谈判实现互补，共同应对核扩散带来的紧迫挑战。
疫情尚未结束，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创造力，确保关键国际军备控制机构能够继续有效运作，确保核不扩散方面的国际合作不会因此减弱。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