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中自由贸易协定论坛
深圳 2006年6月28日
第一次会议：制造业
演讲者：希瑟 • 里多特(Heather Ridout)
澳大利亚工业集团首席执行官
我很荣幸再次来到中国，在审查澳中自由贸易协定周边问题时代表澳大利亚制造业发言。
这些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是在中国经济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召开的。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预计将于2010年前跻身第三，并于2015-2020年间名列第二。
这种飞速发展的态势不仅给其它经济体、同时也给中国自身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当前，在中国面临的最为迫切的挑战中，有两项工作势在必行：快速发展经济，从而实现经济和社会目标，同时还要保护中国的自然环境。
回顾澳大利亚，我们和中国一样，也经历了一段经济持续飞速发展的时期。我们当前正经历上个世纪后五十年来最为长久的经济增长期，实现了15年的连续增长，这一成就归功于1980年代及1990年代澳大利亚快速的微观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正因为如此，世界经济论坛在其2005-06年度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将澳大利亚列为117个经济体的第10名，这一排名比上年度提升了4位。
但是，全球的竞争环境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引导的，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告诉我们，澳大利亚必须不断提高自己，否则很快就会被抛在后面。
澳大利亚制造业一直以来——也将继续成为——澳大利亚经济的重要推动力量。该行业在商业活动、就业以及商业研发中的份额最大，且在总体经济的商业投资中也占据了重大比例。按百分率计，制造业占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13.2%，远远高于采矿业和农业的总和；这两个行业分别占5%和3.6%。
制造品在澳大利亚出口总量的比例达45%以上。过去15年内，澳大利亚初加工制造业的出口量翻了一番，而精加工制造业的出口量则翻了两番。
但是，澳大利亚制造商对现状都很清楚。虽然这些数据非常喜人，但他们却认识到，自己正面对全球竞争带来的挑战；而这些竞争主要来自中国。
澳大利亚制造商也越来越认识到融入全球供应链的必要性。预计未来三年内，澳大利亚境外制造品——境外生产或利用进口材料生产——的比例有望从15%升至25%。例如，澳大利亚汽车制造业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投入来自境外，虽然对于不同制造商，这一比例相差很大。
重大的境外投资已成为很多澳大利亚制造商多国战略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自2000年以来，制造业的境外投资额事实上已经超过了境内投资额。
不论有无自由贸易协定，澳中之间的经济联系都必将越发紧密和牢固。双方的未来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息息相关，我们将携手努力，最大程度实现日益加强的双方关系所带来的互惠互利。
鉴于上述情况，特别是在今天会议的主题下，我想向各位传达澳大利亚制造商对所拟澳中自由贸易协定的坚定预期目标。简言之，其包括：
- 在承认两国经济互补性的同时，也必须强化制造业的行业内部贸易。
- 该协定必须涵盖各个方面，并真正实现商业关系各个领域的自由化。
- 最大程度消除澳大利亚至中国的出口关税数量，尤其是鉴于澳大利亚已广泛降低单边关税。
- 大力改善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执法力度。
- 改革澳大利亚企业在中国经营所面临的其它重大非关税壁垒，包括：法律和金融制度缺乏透明度；海关规定的不一致性；不必要的的繁重技术标准和投资限制。
毫无疑问，澳大利亚制造商关注的关键门槛问题，就是澳中经济所谓“互补性”的基本问题。在此我想花几分钟时间来分析这句话。事实上，2005年中国至澳大利亚总值达$214亿的出口额中，全部都是增值产品，如服装；计算机；玩具、游戏和运动产品；以及电信设备。而澳大利亚出口至中国的产品，如铁矿石、羊毛、铜和煤炭，其出口额为$161亿。从这个层面上讲，毫无疑问两国之间存在牢固的互补性贸易流，这让两国都受益匪浅。尽管如此，澳大利亚与中国之间还存在$53亿的商品贸易逆差，其澳中大利亚仅靠$13亿的服务贸易顺差部分抵消了这一逆差，澳大利亚整体贸易逆差仍然达到$40亿。
在这个框架内，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目前两国之间的制造业确实存在行业内部的互补性，而且仍存在更大的潜力有待开发。澳大利亚行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互补性，澳大利亚制造商若要将两国的贸易往来视为均衡伙伴关系，这些互补性即为关键因素。
最新数据表明，去年澳大利亚至中国的出口额中，仅有12.5%为制造品，其中主要为电气设备和机械；机械和交通设备；以及化学品。展望未来，澳大利亚制造业中有很多领域能够大大受益于中国不断改善的市场准入。这些领域包括采矿业和能源科技、施工和建筑产品、基础设施、化学品、食品饮料、环境技术、生物技术和卫生领域——所有这些都符合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关键要求。中国2.47亿庞大的中产阶级，也是澳大利亚乳制品和其它食品、有机产品、酒类和其它饮料及利基消费品（如艺术品、珠宝和化妆品）出口潜在的巨大市场。
澳大利亚行业在为中国日益发展的制造活动提供解决方案时，表现出巨大的潜力，通过提供这些专业化成品提升澳大利亚公司在价值链上的地位。例如，澳大利亚工业集团的成员公司之一博斯格(BlueScope)钢铁公司利用最新的设计技术，在中国推出优质的施工解决方案。而另一个成员公司则与中国某家大型制造商签订一份数百万美元的合同，为其提供制造机器人。第三家成员公司则已为中国某家汽车配件制造商提供企业软件应用程序，帮助该企业实现精益生产、大大减少物料库存、减少物流支持的仓储空间和增强型数据，并节约人力支出。
因此，确定（更不用说签署）的澳中自由贸易协定，若未能应对围绕行业间互补性这一门槛问题的机遇和挑战，则只会表明澳大利亚制造商认为该自由贸易协定毫无用途，更别提得到他们的最终支持了。
通过深入探讨这一门槛问题，表明自由贸易协定应直接减少尽可能多的产品关税，同时符合双方当前在敏感子领域的过渡性协议。对于必须逐步减少关税的产品，应在至多10年内实现零关税或接近零关税。
澳大利亚的平均关税率为3.4%。 当前除汽车和纺织成衣制鞋外，我们对制造品征收的关税为5%或零关税，而汽车和纺织成衣制鞋同样也已开始了实质性自由化进程。客运机动车辆及其零部件目前的关税为10%，并将于2010年降至5%。当前对纺织成衣制鞋进口征收的关税在5%至17.5%之间。其中，服装和某些纺织成品的关税将于2010年降至10%，之后于2015年降至5%，而鞋类关税将于2010年降至5%。澳大利亚工业集团坚定地认为，所有最终的自由贸易协定安排，都必须原封不动地包含这两个高度敏感领域的关税逐步降低计划。
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平均关税率为9.9%，从1982年的56%和2000年的15.3%大幅降至当前水平。对于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所做出的积极努力，我们由衷表示欢迎。
工业产品进入中国的平均关税率已从2001年的14.8%降至9%。 某些制造品的关税则大大高于平均水平，如客运机动车辆为25%（截止至2006年7月1日）；音像设备约为30%；汽车轮胎介于10-25%之间；机动车辆零部件为10%（截止至2006年7月1日）；服装类为14-25%而地毯则为10-16%。
很明显，自由贸易协定内很有必要对关税做出真正的改革。不过，从某些方面而言，关税减让是市场自由化进程的简单方面。关税减让虽然很重要，但其带来的利益却会被中国市场的非关税壁垒政策完全抵消。因此，有关跨境市场限制的问题伴随着关税问题而产生，具有重要意义。
为详细了解这些非关税壁垒并更有效地鉴定影响澳中商业关系的问题，澳大利亚工业集团刚刚完成一项针对澳大利亚制造商的大型调查活动。该调查活动详细调查了700多家公司，合计营业额达$240亿——约占澳大利亚制造业的10%。
调查结果表明，澳大利亚制造商在中国市场遭遇重大非关税壁垒，其中20至50%的受访者列举了以下7大关键问题中的一项或多项（按提及频率排序）：
- 缺乏知识产权保护；
- 法律和金融制度缺乏透明度；
- 进口税的实施不一致；
- 各省法律的解释不一致；
- 海关规定各不相同；
- 独特的技术标准；以及
- 对外商投资的限制。
我之前已提到，创新是澳大利亚公司参与全球市场竞争所需的关键所在。知识产权则是保护这种创新成果的必要因素。中国公司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仍然是向中国出口及在中国投资的澳大利亚公司、乃至向澳大利亚及第三国市场供应产品的公司最为关注的问题。根据我们最新的调查结果，约有一半的答复表明，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不足，是中国所有非关税壁垒中最受关注的问题。
尽管中国政府至今已做出了很多值得称道的努力，但假冒伪劣仍然是一个关键问题。国际知识产权联盟(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lliance)报告称，在所有版权行业中，中国的盗版率超过90%。而中国政府在罚款处分假冒伪劣行为时所采用的罚款计算公式毫无成效，越发加剧了中国市场上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
澳大利亚消费品公司报告称，其在中国市场上的产品中，15至20%为假冒伪劣产品。澳大利亚工业集团在汽车和电气产品领域的成员公司，也发现有多家工厂正非法仿造他们的产品。他们与当地主管部门采取行动关闭这些非法工厂时，却发现其它地方如雨后春笋般又迅速冒出了其它侵权工厂。我们很多成员公司都认为，要在中国行使自己的知识产权都是徒劳的，因此他们都有意不将自己的创新设计或产品投入中国市场。
中国的知识产权实施问题也正输出到世界各地。根据澳大利亚工业集团的调查，两成多的公司声称在澳大利亚市场发现有侵犯其知识产权的中国产品，比在中国市场遭遇侵权行为的受访公司，数量几乎翻了一番。
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也影响了中国经济的繁荣。大规模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抑制了中国经济的创新性，也降低了政府收入。中国预计，2002年由于假冒伪劣而导致的税收损失约为32亿美元。在此我想建议，若要让世人真正地以现代化市场经济的眼光来看待和对待中国，则实施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势在必行。
因此，自由贸易协定的核心在于，必须做出实质性改进工作，保护与中国业务往来及在中国经营的澳大利亚公司的知识产权。当然澳大利亚工业集团并没有低估知识产权执法任务的庞大工作量，但我们坚信，中国可以实施更多措施来强化现有知识产权法律的执法力度。正如我前文所述，相比中国市场其它非关税壁垒，这是一个更受我们成员公司关注的基本问题。
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方法时，澳大利亚工业集团希望自由贸易协定能够解决中国知识产权执法的下列问题：
- 改善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的协调合作；
- 降低追究和起诉犯罪案件的高限制条件；
- 解决行政机关提交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通常不按正品价值对待侵权产品、而是根据假冒伪劣产品的价格来确定其价值的做法；
- 改善执法流程，实现执法流程的更透明化；
- 预防假冒伪劣产品的出口，追究侵权产品出口商的法律责任；以及
- 创建一个持续有效的双边协商和移交机制，解决澳大利亚业界人士关于中国境内及来自中国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具体关注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澳大利亚工业集团在参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前期也曾大力提倡过，澳中两国现已同意设立一个专门的知识产权小组，重点关注阻碍澳大利亚公司的执行问题。
为进一步开展知识产权领域的工作，澳大利亚工业集团、属于澳大利亚政府部门的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IP Australia)及澳大利亚知识产权研究院(Intellectual Property Research Institute of Australia)目前正针对澳大利亚企业在中国的经营经历开展一次联合调查，重点关注知识产权问题。本次调查的结果将为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这一重要环节提供补充信息。
至于其它影响澳大利亚进入中国市场的非关税壁垒，约有一半接受澳大利亚工业集团调查的制造商认为，法律和金融制度缺乏透明度则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在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最新发布的腐败直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里——对150多个国家的腐败认知程度做了评估，澳大利亚名列第9，而中国却名列第78位。由于存在这个差距，无怪乎澳大利亚业界人士经常在中国市场经营时遭遇难题。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已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并颁布了有关进口产品的海关估价准则，但40%以上接受澳大利亚工业集团调查的制造商认为，进口税的执行问题是另一个非关税壁垒。
三分之一以上接受澳大利亚工业集团调查的受访者认为，各省法律解释的不一致性也是一个非关税壁垒问题。中国的法律法规普遍采用统一的起草风格，但在各省及省内各地的解释上却出现不同的结果。有时，省级和地方部门的地方保护主义成了导致各省法律法规在实施方面出现不一致的诱因。
超过三分之一接受调查的制造商认为，中国所实施的技术标准让其觉得困难重重。例如，目前我们的酒业在出口至中国时面临着繁琐的标签和包装限制。而根据新的中国强制认证（CCC）标志制度，成员单位也遭遇了不必要的困难和开支。该制度在实施时相互不一致，并规定对中国境外的生产制造厂开展昂贵而又繁琐的现场检验，而费用则必须由澳大利亚制造商承担。
在投资方面，中国约已审批通过了5,000个澳大利亚投资项目，投资总额约达$12亿。尽管如此，约有四分之一接受调查的受访者认为，外商投资限制将与前文已讨论的其它非关税壁垒一起，进一步阻碍其进入中国市场的脚步。在一些认为不符合中国当前发展需求的领域内，还规定外国公司在与中国公司结成的合资企业内只能持有少数股份。还有很多例子可以表明仍然存在投资限制。以银行业为例，限制单个外国投资者在某一中方银行的所有权不得超过20%，而该银行的外国投资者合计所有权只允许达到24.9%。严禁外商投资众多电子和影视媒体领域。外国投资者不得在中方钢铁企业里控股，同时中国2005年钢铁产业政策则严格规定了钢铁生产商的数量和规模、地点、产品以及所使用的技术。
正如我前文所述，境外生产已经成为很多公司商业战略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制造业的发展则要依靠众多商业服务行业：金融、法律、保险、工程、交通等等。鉴于这个原因，投资和服务行业的自由化与澳大利亚制造业的未来息息相关，消除这些领域的壁垒成为澳大利亚制造业在自由贸易协定议程上的关键议题。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反倾销问题。最新数据表明，自1995年至2005年间，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共成为469起反倾销起诉案件的被告，而同期澳大利亚仅为17起。以倾销价格进入澳大利亚市场的中国产品呈现加速增长趋势，澳大利亚制造商越来越关注这一问题。澳大利亚工业集团正采取也将继续采取一切可能措施——在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的框架内——打击澳大利亚市场上的倾销案件，无论其来自中国或其它市场。
澳大利亚工业集团的调查结果表明，随着澳中两国合作的深入，中国在澳大利亚制造商眼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调查发现，约有85%的公司受到中国影响，而澳大利亚工业集团2004年的调查则只为70%。
我们的调查发现，对澳大利亚工业而言，目前中国已成为一个与国内竞争对手几乎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竞争对手；4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竞争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40%接受调查的公司则表明，中国给利润带来了负面影响，这很大部分是由于中国对全球投入价格的需求及由于中国的竞争导致进口品挤压国内销售价的缘故，而这很大程度上都与中国货币的低值有关。
虽然严格上讲，货币问题不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范围之内，但我想提醒各位确信一个事实，即澳大利亚制造商认为，人民币元的相对低值是抑制其竞争力的主要障碍。
尽管调查结果清楚表明中国竞争的“威胁”远远高于“机遇”，但仍然带来了不断增长的重大利益，特别是在中国生产或使用中国生产投入所带来的成本节约。不过，目前只有12%多的公司表明在中国设有代表处。
中国在提供最佳增长机遇方面排名第二，仅次于澳大利亚国内市场，两成多的公司预期在来年与中国的业务往来中实现高或极高的增长。很大一部分公司已经通过中国供应链、境外生产和开发出口潜力而获得重大利益回报。
我们询问澳大利亚制造商是否支持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时，只有24%认为能够带来好处。虽然比2004年的13%已提高不少，但这一结果仍然凸现了澳大利亚制造业矛盾心理的真实情况，而这种矛盾心理就是由于今天我所强调的问题所引发的。调查结果表明，只有中国能够给其企业和未来发展带来有形利益时，澳大利亚制造商才会支持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根据我今天的演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从商业还是从贸易政策的角度而言，澳大利亚公司已经和中国开展深入的往来。但是，仍然需要表明澳大利亚制造业是否支持自由贸易协定的态度。
若中国对我今天提及的问题做出有效解决的真实承诺，我们就能说服澳大利亚制造商，相信中国正全力支持与澳大利亚签订一项能够真正实现自由化的自由贸易协定。
由此，澳大利亚工业集团相信，两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都必须涵盖各个领域，涉及关税和非关税问题，必须能够真正实现两国经济各领域的自由化。双方应继续携手努力确保该自由贸易协定能够全面涵盖各个行业、能够满足澳大利亚制造商在中国市场寻求真正机遇的需求，同时能够解决那些明显违反公平竞争环境的领域，这一点至为关键。
值此结束我今天演讲内容之际，感谢中国政府举办这次论坛，为两国政府及商业代表提供一个汇聚一堂、讨论重要问题的绝佳机会。双方高层代表的出席充分表明了两国之间联系的牢固和成熟度。希望双方能够就这些重要问题继续展开对话，加深本次重要会议所产生的个人和业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