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副部长克里斯托弗·朗曼
在财新峰会上的发言
去年在此会议上发言的时候，我谈到对于全世界和全球贸易体系而言，我们正处在非常时期。
如果说2019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2020年则以超乎想象的方式重塑了我们所认识的世界。
这场疫情使全球许多人失去生命、丧失生计，加速了我们去年谈到的许多令人担忧的趋势，包括战略竞争加剧、全球和区域机构成果交付能力下降、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抬头。
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际合作的时刻，一些国家进一步转向了国内。疫情早期个人防护装备和医疗设备的采购潮，凸显了全球供应链的某些弱点，显示了如果我们不相互合作解决共同问题，将会面临怎样的后果。这也显示了强劲的市场可以迅速做出反应，帮助我们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
我们当下面临的挑战令人生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表明，2020年全球经济可能萎缩5%以上。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大幅下降。更明确地说，中国经济似乎正在稳步复苏，但全球环境仍不明朗，出现了新的风险。有一点十分清楚——如果我们不共同努力，复苏的道路将会更加艰难，更加漫长，也更加脆弱。
遵循通行规则和互信原则的经济关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秩序的一个基本特征。与其他布雷顿森林机构一样，多边贸易体制一直是和平与繁荣的关键组成部分。
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签署时，由23个不同地区的国家组成，包括澳大利亚和中国，以及美国、欧洲国家、印度、南非和其他国家。关贸总协定成员国共同协商关税削减和贸易规则。直至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时，关贸总协定已有120个成员国。世贸组织现有成员国164个。
创立关贸总协定和其他布雷顿森林机构的理由很简单：贸易可以成为战后经济增长和重建的引擎，加强经济合作与相互依存将有助于促进国家间的和平关系。
这个理由如今仍然成立，但我们不应忘记数十年来为创建世贸组织所做出的艰苦努力、合作与谈判。维护和建立这一体系需要付出更多的工作。
在深陷于经济危机的时刻，重新致力于为我们带来诸多好处的多边贸易体系，符合我们的利益。然而，正如目前选举新任总干事的僵局所展现的那样，世贸组织正面临着重大困难。世贸组织解决争端的职能已被削弱，在就数字贸易等关键领域达成新规则方面也十分艰难。
但也有一些乐观的方面。例如，我们在关于国内服务业监管、电子商务和投资便利化的多边谈判方面取得了进展。渔业补贴方面有望取得进展。临时《仲裁协议》的建立为选择加入该协议的世贸组织成员国（包括澳大利亚、中国和欧盟）提供了一条解决争端的途径。
一个关键问题是主要经济体将如何开展世贸组织工作，包括明年美国新一届政府在内。为确保主要成员国对该体系保持信心，我们需要考虑一些国家提出的有关世贸组织的现行规定是否足以确保市场良好运行的关切。其他需要关注的问题包括特殊与差别待遇，以及在解决争端方面需要进行哪些改革。
我们的地区将持续处于全球经济增长中心，有机会加强合作与贸易。我们与中国和其他国家一道，即将缔结《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将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该协议的缔结将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我们的经济体致力于按照一套通行规则运作，在这些规则下平等互动。我们还需要充分利用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二十国集团等论坛。和其他国家一样，澳大利亚也在寻求推动国内经济改革的方案，以支持经济复苏。
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复苏一样，贸易可以成为经济从疫情中复苏的关键驱动力。像当初一样，我们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在纸上谈判的规则，更取决于我们执行这些规则的决心。
当贸易被视为一种政治工具时，商业信心将遭到损坏，我们都将受到冲击。各国政府需要通力合作，公开高效地相互沟通，为我们企业的成长创造条件。充满活力的贸易关系是互利互惠的，为我们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带来福利。澳大利亚对基于规则的贸易的承诺体现了我们的观点，即开放、运作良好的市场将有助于所有经济体的增长，而以尊重规则而非权力为基础的经济关系至关重要。
近几十年来，澳大利亚和中国在经济上有着巨大的互补性，且都从中受益。和其他国家一样，澳大利亚赞赏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包括使数百万人摆脱贫困。中国也得益于澳大利亚优质资源、农业和服务业的可靠供应，以支持其经济增长与发展。根据我们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澳大利亚愿与中国一道，为两国的共同利益而努力。正如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伯明翰近期指出的一样，随时准备应对当前两国双边贸易关系中面临的挑战。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的规则是我们发展互利关系的经济框架。澳大利亚曾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包括提供技术咨询，且于2005年成为首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世贸组织成员国之一。我们都有信心，双方将履行承诺，不随意干预市场，一个强大的商业关系网络因而得以蓬勃发展，在今后的一段时间，我们需要专注于这一点。
在展望经济复苏之际，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共同努力，重建对全球各个机构和各国彼此之间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