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记者俱乐部致辞
澳大利亚贸易、旅游与投资部长
史蒂文·乔博
2018年6月6日
德文港位于塔斯马尼亚州西北部，是远离当今全球贸易政策纷争喧嚣之地。
每年的此时此刻，空气中便会夹杂着丝丝寒意，昭示着塔斯马尼亚西北部冬种时节的来临。
在德文港和澳大利亚的许多其他地区，人们都会发自肺腑地感受到：澳大利亚的生存和繁荣发展，离不开贸易。
澳大利亚的市场太小；而我们的人力、自然资源、以及雄心壮志却很宏大，远远超越了我们的国界限制。
和欧美有许多地区面临贸易的威胁不同，我们地区繁荣依赖贸易。
我想谁都明白这个道理：没有贸易往来，就无法走上富裕的道路。
没有贸易往来，也无法推动经济的繁荣。
Ertler家族是“塔斯马尼亚新鲜优购”的创始人，对于这一点，他们比大多数人的理解更深刻。
“塔斯马尼亚新鲜优购”从一个小型家族企业，一路发展壮大为一家大型蔬菜种植和加工企业。
大约是两年前的今天，我和布莱特·怀特利（Brett Whiteley）一同参观了“新鲜优购”农场；布莱特·怀特利那时还是一名敬业的议员，现在则是一位敬业的Braddon选区候选人。这次参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通过“新鲜优购”，塔斯马尼亚州北部种植的蔬菜出口至法国、英国、比利时、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日本、韩国、台湾、马来西亚、印尼和斐济。
德文港的蔬菜走向世界各地，这确实让人赞叹；然而，这跟德文港本地的理发师、机械师或咖啡馆经营者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对他们产生影响的是“新鲜优购”成功后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新鲜优购”雇佣60名工人——旺季高达240人——大力推动了地方经济与就业。
这个故事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它切实体现了自由贸易和自由化投资带来的影响力。
全球贸易机会促进了就业和经济增长，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条金线串起了从浮动外汇兑换到消费者产品标准的政策背景；串起了从欧洲最西部、横跨印度洋和太平洋、直到纽约的广大地区。
其实，这个政策观念的种子早在1910年至1940年代中期的几十年动荡中就已开始萌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紧跟着就是大萧条时代期间和之后因为民族主义政策的误导而造成的惨痛教训，再加上二战的进一步发酵，都为种子萌发酝酿了肥沃的土壤。
在此期间，为了实现共同利益，各国之间达成越来越多的共识，做出加强相互货物流通的承诺。
孟席斯政府于1957年决定与日本签订《澳日商业协议》，而当时距离日本轰炸澳大利亚大陆的达尔文港仅10年时间，这也许是体现这一政策取向的最佳例证。
这真不愧是胆大而务实的贸易政策！
特别是当时的反对派对此还持反对态度。
当时倡导的观点是：澳大利亚人民有权做出自己的选择，至今，我们仍然能听到类似的呼声。
澳大利亚人民既可以选择向世界敞开大门，承受竞争带来的压力并伺机寻找潜在的新市场；也可以选择放弃这片广阔的全球市场——转而实行其他政策，来避免所谓的不公平国际竞争。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澳大利亚人民一次又一次地被告知必须进行抉择，或是将全球发展力量拒之门外以保护本土产业的活力；或是敞开大门并承受由此带来的伤害。
这样围绕澳大利亚贸易政策的争论已持续几十年。在贸易保护者和自由贸易者此消彼长的拉锯战中，澳大利亚投身全球经济的决心摇摆不定。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们愈发清楚地认识到，走保护主义的道路是错误的。
回顾过去，澳大利亚的精良管理催生了凯恩斯集团，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分水岭。自由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受到政策导向和公众舆论的支持，标志着国家走向成熟。
澳元的浮动、关税的大幅削减、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国家的竞争政策、从直接税收向间接税收的转变——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的各项重大改革，都为澳大利亚企业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奠定了基础。
多年的经济改革也让我们面临越来越多的竞争。
最终，通过消除贸易保护主义，澳大利亚的经济更灵活、更有韧性，在创造就业方面也表现得更加出色。
在开放经济的帮助下，澳大利亚顺利地应对了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10年后的全球金融危机。
因此，即使矿业投资热潮已消退，澳大利亚的人均GDP也从上世纪80年代的低迷状态得以提升，在2015年实现位居世界前十位。而在80年代时，澳大利亚的排名仅为第19位。
如今，每五个澳大利亚就业者中就有一人得益于国际贸易提供的就业机遇。
从事出口行业的澳大利亚人的平均工资比从事非贸易行业的就业者高10%以上。这不算什么新鲜事。大家都知道贸易能增加收入，而保护主义则会减少支出。贸易保护主义者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实际导致了国内消费者为同样的产品支付更高昂的价格。
关税和其他保护主义措施实际给那些承受能力最低的人造成了更高昂的成本。
另一方面，自由贸易让澳大利亚人的钱更经用了——国际经济中心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的普通家庭的购买力增加了8000多澳元。
澳大利亚消费者一直是自由贸易的赢家。普通商品的价格降低了。
然而，受益于成本降低的不仅是消费者，还包括澳大利亚的企业。由于企业投入成本降低，澳大利亚企业更能实现增长、并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
如今，澳大利亚企业享受的是世界最低的进口关税。例如，他们能以更优惠的价格购买美国农用设备，在未来数年内大幅提高生产效率。
开放的投资环境让海外企业的资金流向澳大利亚，让澳大利亚更容易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
自由贸易的另一方面当然是让我们的出口商进入海外市场。
联盟党确保澳大利亚企业能以最优的准入渠道走进中国、美国、日本、新兴的东南亚、韩国和更多的拉美市场。
最终结果是，我们不仅在资源，还在教育、旅游、农业综合企业、金融服务等方面逐年增加收入，这一增长速度远超来自国内的增长。
自由贸易成效显著，这意味着澳大利亚的商界人士在现实世界中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在保护主义的经济体系下，企业和就业者们只能看政府的眼色，寻求特殊化交易条件。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我们未来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于世界变化的回应程度。
无论在澳大利亚国内还是世界其他国家，我们都曾看到过， 对于那些不认同自由贸易益处的群体的担忧，总是有政治力量企图加以利用。
他们反对自由贸易的呼声既直接又苍白：“只有富人才越来越富！”
对自由贸易持怀疑态度的人们认为，随着工厂逐渐被废弃，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制造业岗位消失了。他们认为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群体失去了红利，得到的只有不稳定的工作，而工资也没有实际增长。
工会则迅速将矛头指向“成群”的外国工人，指责他们“偷走”了我们当地人的工作、偷走了我们的公司、收购了我们的土地、把澳大利亚经济蚕食为空壳，而全球的精英们还在喋喋不休地高谈阔论自由贸易和繁荣。
“如此脱离现实！”这一指责犹如毒箭穿心。
但事实并非如此。自由贸易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并非背道而驰，而是携手并进。
女士们、先生们！毫无疑问，当今国际贸易体系的动态发展比前几十年更加复杂。这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
我们不能否认，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有所抬头。这也是事实。
根据全球贸易预警组织提供的数据，自2008年11月以来，G20国家已实施了逾7400项保护主义措施。
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全球经济最严重的低迷让许多国家和人民动摇了信心。
快速发展的技术变革也让世界各国人民忧心忡忡，以至于在对智能化带来的影响感到忧虑的同时也夹杂着对全球化的担忧。
随着技术的日新月异，智能化逐渐侵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人担心自己以后将无法谋生。
不需要看远处，今天对于汽车智能化和逐步推行电动引擎的争论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对于司机和机修工而言，汽车智能化和逐步推行电动引擎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但这并不是自由贸易的结果。如果你相信设置贸易环境能抑制智能化浪潮的发展，这种解决汽车发展问题的方法无异于却行而求前。
我们真正需要深入探讨的是：应该如何通过再培训，让容易被科技发展被取代的行业中的工人进入新领域工作。
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来一场真实坦率的讨论，探讨世界在如何变化，探讨我们为什么要不断保持竞争力，而不是假意抛出保护和支持行业发展的空口承诺，直至一切最终无力挽回。
最近最鲜明的例子当属联盟党和工党对于汽车制造业的态度的明显差异。
工党希望固守过去。我们为人们提供了应对未来的工具，并建立了强大的安全网。
同样的讨论正在全球各地上演。
新的挑战已经来临。
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我们两大经济伙伴处在同一个经济大环境背景。
1960年，双边贸易仅占美国GDP的9%，占当时苏联的4%。
两国在经济上没有互动。
而今，贸易占中国GDP的38%，占美国国民产出的27%。
用经济学术语来说，他们的经济互动更为显著。
全球经济空间更拥挤，竞争更激烈，相互间也更依赖。这其实是件好事。
美国人民生活得更好，是因为美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结合得更紧密。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商品与服务进出口国、最大的国外投资目的地，这一切并非偶然。
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战后贸易自由化中受益更多。
中国也是如此。
1980年时，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不到400亿澳元，到了2015年则达到4万亿澳元，呈百倍的增长。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十年内GDP翻了将近三番，出口额翻了五番。
总之，全球金融危机的后遗症、技术变革带来的焦虑以及大国经济竞争这三个现象，动摇了人们对战后国际贸易指引规则体系的信心。
这种情况并非一国独有，而是在很多国家都有发生。
这是一个不容易跨越的挑战。
其中包含着巨大的风险。
但我们有没有其他选择？我听到有人呼吁自由贸易改革，调整贸易规则。这种情况以前也有，取代规则化全球贸易体系的，是大国强权体系。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艾尔登(Edward Alden)近期发出警示。他指出：“如果放任规则化全球贸易体系消亡，我们就会退回全球旧秩序，强权随心所欲，弱国被动挨打”。
澳大利亚对于逆转这一趋势都采取了哪些政策？
我们正在推行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大胆的贸易议程。
当别的国家忙着建造贸易壁垒的时候，我们在努力打破这些壁垒，为澳大利亚的企业创造更多的机会，帮助他们把商品和服务销往全球各地。
2013年以来，联合政府缔结或升级了七项贸易协定，最近的一项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11。
TPP-11将在GDP总量达到13.7万亿澳元的贸易区内取消98%以上的关税。
2017年1月27日美国退出TPP协定，给澳大利亚和区域合作伙伴带来了重大的挑战。
这不仅考验我们的意志力和判断力，
还考验我们对自身和合作伙伴的信心。
当时我们可以选择退缩。
这是比尔·肖滕（Bill Shorten）和工党反对党所乐见的。
工党认为总理受了蒙蔽才会继续实施TPP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肖滕先生对于亚太地区的认识如此敏感、尖锐和深刻，以至于他认定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TPP协定是不会成功的。他曾表示，放弃TPP协定可以节省大量开支。
反对党如此怯懦的判断会给国民的就业和生活水平带来多大的危害？可以这样说，假如当时采纳了肖滕的意见，假如工党此刻当政，那就不会有TPP-11协定了。
如果工党执政，那澳大利亚生产的谷物、精糖、牛肉和酒类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都无法出口到加拿大市场。
猪肉、小麦、大麦、园艺生产者以及教育服务提供商也不可能新进入墨西哥市场。
我们的牛肉、小麦、大麦和奶制品出口到日本市场的准入也无法得到改善。
出口到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市场准入的情况也同样无法改善。
我们将因此痛失良机。没有出口带来的就业机会，地区经济就没有新的增长点，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无法得到改善。
全球贸易体系如今更加根深叶茂，这离不开我们和日本等国对TPP-11协定的推动。
可以这么说，TPP-11协定是21世纪全球贸易架构所取得的最重大的进步，是世贸组织诞生以来最伟大的贸易协定。
在世贸组织的全球架构下，我们为希望在规则框架内取得发展的国家点亮了自由贸易的灯塔。
我们希望TPP协定的成员国发展壮大。TPP协定不是一个排外的内向型集团，而是一个充满信心的、鼓励各方参与的成长型组织。
我们表示热烈欢迎亚太地区内外各国对于加入TPP-11协定表示出的兴趣。
美国国内也有大批拥护者支持美国重返TPP-11协定，如果美国愿意，我们也将非常支持。
澳大利亚在TPP-11协定方面取得的成就正是我国大胆自信贸易政策的体现。
这是个大胆而又务实的战略，并且已经毫不迟疑地迈出了第一步。我认为这同时也是联合政府贸易和投资政策的标志性战略。
2013年以来，阿伯特（Abbott）和特恩布尔（Turnbull）所领导的政府均采取了极为明确的计划，以重夺澳大利亚的经济竞争优势。
他们降低了澳大利亚进出口竞争领域的管制负担。
缩短了澳大利亚和主要贸易伙伴之间日渐扩大的商业税率差距。
通过实施国家经济史上最大胆的贸易议程，为澳大利亚的出口商赢得了竞争优势。
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联合政府缔结了多项贸易协定，为澳大利亚企业提供了各项免税和/或优惠准入政策，使其赢得了全球快速发展经济体内几十亿的新客户群体。
这一贸易议程在过去五年里实现了670亿澳元的出口收益增长。
在和中国达成贸易协定后的两年内，澳大利亚的出口额增长了33.7%。
截至2017年底的过去五年内，外贸占澳大利亚经济增长三分之一的比重。
在此期间，更具竞争力的澳大利亚经济新创了一百多万个就业岗位。
每五个就业岗位中就有一个是贸易相关的，也就是说，贸易的发展新增了20万个就业岗位。
大家可以想想，通过出口贸易，多少家庭保住了高技术、高薪资的就业岗位，获得了应有的尊严、欢愉和幸福，从道德层面上来说，这是一件极具美德的事。
而开放程度的扩大则为我之前提过的消费人群和企业带来了大量的物质利益。
不久之前，这一国际化经济议程本应是由两党共同推行的。
保罗·凯利（Paul Kelly）在他2009年出版的《爱国者进行曲》一书中提到：“除了必须赢得选举外，保罗·基廷（[Paul] Keating）和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还有一项爱国使命，重塑澳大利亚的政治传统，应对业已转型的世界。”
凯利表示，他们共同的使命就是“实现澳大利亚的创新，开启更激荡人心的全球历史新篇章。”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如今所面临的历史篇章同样令人心潮澎湃。
然而，在比尔·肖滕的领导下，工党已经放弃提高澳大利亚竞争力和前进力这一共同使命。
工党无视回应国际事务的需求，对创业白眼相看。
反对推行具有竞争力的税率。
对于市场开放贸易协定的态度不是反对就是模棱两可。
肖滕唯一热衷的就是增加企业和储户的税收负担。2000亿澳元的额外负担。
这种做法不禁让人联想到新孤立主义。
这是恐惧国际竞争，懦弱退缩的产物。
是对我们成功能力的怀疑。
也几近嘲讽地漠视了重税和温吞的国际经济政策议程给国民就业和生活水平带来的影响。
工党已经偏离了两党曾经定下的核心目标，不再致力于提高澳大利亚经济的竞争力和国际化。
这是缘于工党内部目前的斗争，而错误的一方占了上风。
起码，肖滕领导的工党一点都不像霍克或者基廷领导下的工党。
女士们、先生们！尽管在过去五年取得了非凡的成绩，我们依然重任在肩。
我刚刚将欧盟– 目前拥有28个经济体和5亿消费者–添加至我们的贸易谈判日程中。
这突显了我们的全球发展雄心和多元化价值取向。我期待着与我的欧盟同事Cecilia Malmström（塞西莉亚·马尔斯特隆）在未来几周正式开展谈判。
而当英国完成退欧程序后，我们已准备好与英国谈判。
我们正与印度尼西亚密切合作，商讨签署双边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IA-CEPA）事宜并已在最近几个月里取得了重大进展。我甚至可以说，协定签署在望。
如果能跟我们最接近的邻国同时也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达成一个强有力的协议，那其中的益处更是无需言说。
我也希望在本年度晚些时间与香港地区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虽然香港地区的产品市场已经向世界开放，但作为亚洲最大的商业和金融市场之一，与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意义重大。
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积极采取行动，已开始与包括墨西哥、秘鲁、智利和哥伦比亚在内的拉美太平洋联盟国家进行谈判。
这一政策将我们的雄心与更重要的多元化价值取向紧密结合起来。当然，对澳大利亚来说，多元化思维和拉美地区代表着完全尚未发掘的发展机遇。
这一战略决定了我们以澳大利亚—智利自由贸易区为模板，签署秘鲁—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及目前与拉美太平洋联盟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区谈判的政策。
我也希望，当下个月在东京会见我的部长级同事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可以创造新的发展势头。这轮谈判汇集了东盟10个经济体及中国、印度、韩国、日本和新西兰等国家。
虽然与印度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更加困难，但我决心抓住一切可与印度合作的机会。
我最近委托外交贸易部前秘书彼得·瓦吉斯（Peter Varghese）起草新的全面报告，即一项印度经济接触战略。这将在不久的将来发布，重点突出如何强化经济合作关系。
我必须指出，重点突出区域和双边协定并不意味着世贸组织将失去应有的作用。事实上，世贸组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世贸组织的工作缓慢前进。其前负责人麦克·穆尔曾经把成员之间的决策过程比作一辆机动车，“我们安装了144个手刹和1个加速器。”
但世贸组织是全球规则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必须继续支持和强化世贸组织。
作为一个共识导向的规则体系，世贸组织具有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它具有诸多优势，当然也存在一些重大漏洞。
为取得最有效运作，世贸组织的三个支柱需要共同发挥作用，制定和更新规则。世贸组织常设机构有效地执行这些规则。争议解决机制解决纠纷。
若其中任何一个支柱难以发挥作用，则世贸组织的作用将大大削弱。
本届澳大利亚政府认为，一个强大的多边贸易体系对经济稳定和全球繁荣至关重要。
确保多边贸易体系活力的一个关键要素是确保它保持相关性，既需要继续及时制定与其业务有关的规则，也要鼓励包容性全球化和增长。
这就是为什么在12月，我牵头与世贸组织70个成员共同发起数字贸易倡议。这些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75%以上。
这些国家，连同十多个观察员国家，按照其工作计划和具体提议，以及在今年已举行了三次会议。
我刚结束在巴黎主持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竭力呼吁尽快就数字贸易问题开展谈判。
我很高兴，澳大利亚得到了美国、日本、加拿大、新加坡、挪威和欧洲联盟等国家的支持，以便实现这个宏大的目标。
这是务实型贸易政策的实施的另一个具体的事例。
这是世贸组织展示其附加价值的关键时刻，尤其是当我们需要与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保持同步。
在数据转移已超过了传统实物贸易并成为全球经济新联系纽带的时刻，更应如此。
根据思科系统公司的数据，跨境带宽的使用量从2005年到2016年增长了90倍，并将于2023年再增长13倍。
我们最不希望看到国际商业界，特别是我们的服务供应商，遭遇新的贸易壁垒。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创造了就业机会，推动了经济增长，为人民带来了更高的生活标准。
我相信这正是澳大利亚人民的所需所求。
是一个可以将其人民的技能和创新能力与自信和远大的政策相匹配的政府。
我们必须继续警惕一部分人群，他们宣称澳大利亚人民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是保护主义的国内经济体，要么是承担对外开放所带来的无情冲击。
我们必须拒绝这部分人群，他们宣称我们必须在贸易利益和安全利益之间做出选择。
相反，我们的愿景是，制定实施良好的政策，通过更好的市场准入环境、更具竞争性的税收环境和创新性的文化，强化我们的竞争优势，支持澳大利亚人民接纳整个世界，从而充分收获澳大利亚作为世界最富有、最具创造力、最敏捷的国家之一的红利。
政府必须做出正确的决定。
制定最宏大和最务实的贸易议程，发展更强大的经济体和创造更好的就业前景，从而使所有澳大利亚人民受益仍然是我的目标。特恩布尔政府将继续致力于实现这一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