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的地方
——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在彭博社对亚洲连线的致辞
2019年6月26日
感谢亚洲连线和彭博社在我本周末出席大阪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前，给我机会在此向各位发表讲话。
今天我想谈一谈我们如何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繁荣且符合我们国家利益的印度-太平洋地区。
我想在此阐述指导我国政府参与印度-太平洋地区事务、符合我们国家价值观的基本原则。
印太地区，我们生活的地方。
这里是我们最有影响力且最能发挥有意义的作用和贡献的地区。
这里是将持续塑造我们的繁荣、安全和命运的地区。
这里是我们的盟友-尤其是美国-和我们的人民一起在和平受到威胁时做出巨大牺牲的地区。
这个地区过去十年间经济增长占全球三分之二。
这个地区是超过全世界半数人口的家园。
这个地区是我们超过四分之三的双向贸易的目的地。
这里坐落着我们承担特殊关系和义务的太平洋家园、我们的近邻、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我们的联盟伙伴以及全世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
除了这里，澳大利亚怎么会另作他想呢？
欧洲移民刚刚在这片土地定居时，我们的地理位置似乎是个负担。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巨大的恩典，我想，如今我们都对此心怀感激。
尽管我们向来行事低调，但我们并没有低估自己的影响力，尤其是我们选择着重在能发挥最大影响力的地方做出贡献。
在过去的28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任何其他发达经济体。
澳大利亚是这期间唯一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发达经济体。
我们是被所有主要评级机构同时评为AAA信用等级的十个国家之一。
我们有一万家外资企业在澳兴业，并吸纳了3.7万亿澳元外来投资。
我们是全球第三大留学目的地，和第七大旅游目的地。
我们在支撑东亚资源、能源和食品安全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是全球第四大养老金市场。我们的基金管理部门规模位列世界第六。
我们是民主和法制的倡导者。
作为美国坚定和积极的盟友，我们不断深化安全合作，以保障区域安全。
1957年，我们和日本签署了商业协定，开启了二战后我们和日本的贸易关系。直到十几年前，日本一直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如今，两国关系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本周末，安倍首相将主持二十国集团峰会。他是澳大利亚的好朋友，也是区域内最受尊敬的政治家之一。
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还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人文交流巩固了中澳广泛而深入的关系。澳大利亚有120万华人，每年接待140万中国游客和20.5万中国留学生。这些都是两国关系最实际的证明。
印度不断增长的经济和战略影响力已逐渐超越印度洋，在两国共同的价值观和前景的基础上，为澳大利亚提供了新的机遇。印度现在也是澳大利亚永久移民的最大来源国。
我们与东南亚国家联盟自其成立时起便建立的特殊关系使我们有机会进入这个由独立而有活力的发展中经济体组成的重要网络。东盟成员们共同努力，所创建的域内经济增长规范和规则对于所有印太地区成员的利益都至关重要。
我们还是太平洋岛国最大的发展伙伴。
所以，在这个地区我们拥有共同的未来。我们要多做贡献，也会多有收获。
印太地区过去经历过深刻的变化，今天这种变化仍在进行。我们也促成了这些变化。
战后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最初由日本引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与全球事务，由此带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奇迹。
东盟的建立支持了区域稳定，促使其成员国繁荣发展。
区域内贸易蓬勃发展。尽管有些地区紧张局势在所难免，但区域安全能力不断加强。
自由贸易、新兴技术和创新带来经济自由化。
气候、海洋、物种及森林所面临的全新环境压力和威胁不分国界。
这些力量的交汇、聚集和活力正重塑我们的区域，将我们带到一个新的起点。
毫无疑问，近期最重大的变化是中美关系的改变，而这两个国家对我们的区域具有最大的影响力。
中美关系这一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态势紧张。
贸易紧张局势已然升级。
连带损害正在蔓延。
全球贸易体系正承受沉重压力。
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不断下调。
中美关系任何进一步的恶化，其影响都将不仅仅限于这两个大国。
中美关系中战略接触和战略竞争的平衡已经发生转移。
这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做出清晰的决定，以追求经济繁荣来实现民族团结和稳定， 这一战略创造了世界最大的经济奇迹。
如今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强国，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广泛的全球利益和基于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量。
必须承认，中国的成功离不开美国和国际社会的积极战略接触。
首先，积极的双边交流和对中国加入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的支持，使得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打开了154个成员经济体的市场准入。
中国也必须不断改革，以支持其快速的经济扩张。
中国现在是50多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
1980年，中国对外贸易额累计不到400亿澳元。到2015年，这个数字增长了100倍，达4万亿澳元。
中国持有世界最大的美元外汇储备。
中国的经济崛起从来不是一场零和博弈。对于澳大利亚而言尤其如此，对美国亦然。
正因如此，澳大利亚将一如既往欢迎中国的经济增长。
然而，如今情况发生变化。现在很明显，美国认为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以其现有的形式无法应对中国的经济结构和政策。
这些担忧很多是合理的。
强制技术转移有欠公平。
知识产权盗窃是不正确的。
工业补贴正导致产能过剩。
中国的崛起现在已经达到成熟经济的门槛水平。
虽然我们承认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尚未达到其主要经济中心的繁荣程度，但中国经济最成功的几个省份的经济成熟度已经达到、有时甚至超过其全球竞争对手的水平。有些省份的经济体量比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还大。但同时，这些省份都是带着政府的优惠参与竞争的，无论是在贸易、环境义务或其他方面，而其他发达经济体并不享有类似优惠。
现有贸易体系似乎没有能力承认这些问题，更不要说解决它们了。
若要充分应对这些新的挑战，包括大型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贸易模式的转变、技术的日新月异，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急需整修。
我们的繁荣以及我们印太伙伴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维持开放的全球经济和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
这还取决于中美之间积极、富有成效和合作精神的双边关系。
这需要这些“大国”承担起特殊的责任，摒弃狭隘的利益观。
但这并不是我们第一次呼吁发挥或彰显这种领导力。
1951年，乔治·凯南在《美国外交》中写道：
“如果我们国内的目标和事业是正直无私的，不曾被对他人的傲慢或敌意或不切实际的优越感所玷污，那么对我们国家利益的追求永远不会对构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造成不利。”
这一声明提出之时，美国正着手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所构建的国际制度和共同规则不为其他，就是要努力建设捍卫繁荣的堡垒，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屠戮包括4500万平民在内的6000万人的疯狂抵挡在外。
据估计，这其中包括多达2000万中国人、41.9万美国人和近4万澳大利亚人。
这个新的世界秩序是勇敢争取而来的和平所给予的回报。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付出的更多。美国明白，国力强大，随之而来的，是重任。
新秩序的原则反映了其缔造者的价值观和愿望。
这个新的秩序也吸取了战前国际制度和思维模式的失败教训。战前的制度和思维模式，让新兴和复苏的经济体深感挫败，让最邪恶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崛起并站稳了脚跟。
当我最近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在朴次茅斯纪念诺曼底登陆时，我被那一刻所承载的历史深深震撼。
坐在默克尔总理旁边，我不禁感叹这一路走来所取得的成就。这感觉与我在达尔文同安倍首相一起悼念达尔文轰炸的遇难者时一模一样。战后的世界秩序取得了非凡成就，而美国在这成就中功不可没。
这些国际制度的核心是对每一个主权国家——无论大小——的尊重，是每个国家都能在一套共同规则下参与国际事务的愿望，这意味着每一个国家都能公平竞争，免受胁迫。
没有国家是完美的，美国也不例外，但它能不囿于自身界限，看到更广阔的图景。
美国已经证明，大国责任的行使在于克制，在于随时随地遵守更高级别的规则，在于兼顾他国利益，在于仁爱。
这样的大国支持其他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且愿意超越自身利益为它国提供保护，因为它深知维持和平稳定的必要性，而和平与稳定最终巩固的是其本国的繁荣。
这一点在当下全球各国关联如此紧密的背景下尤为突出。
作为一个崛起的全球大国，中国现在要承担更多责任。
因此，中美贸易的紧张局势必须放在两国特殊大国责任的大背景之下，用符合世贸组织原则且不损害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其他成员利益的方式解决。
导致这些紧张局势的历史累积原因，必须以巩固开放和包容的全球贸易体系的方式，在谈判桌上得以承认、处理和解决。
对于这个在过去二十年让国家财富和生活水平实现空前增长的体系，中国和美国与所有其他国家一样，都具有强烈的意愿和特殊的责任，支持该体系并促进其现代化。
我们要支持这些努力和成果，拒绝日益两极分化的宿命论，避免仅仅通过二元棱镜做分析。
中美关系将不可避免地更具竞争性，但这一关系若变得具有对抗性，将不符合印太地区任何一方的利益。
当前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不仅限于澳大利亚，都在调整适应当前大国竞争的阶段。
日本、印度、新西兰、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巴布新几内亚等所有国家都只是在新格局的背景下寻求平衡我们的利益、历史、地理、联盟、伙伴关系和抱负的方法。
与生活在这个地区的其他人一样，澳大利亚所追求的是自由，去做我们自己，去和平地追求国家利益，坚持我们的价值观，欣赏我们的历史，透明诚实地追求我们对未来的期望。
这些共同的挑战创造了重要的共同点，我认为澳大利亚将在这些方面持续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我们不会仓皇失措、感到胆怯、听天由命。
当然，国际环境是艰难的。
当然，关键关系存在进一步恶化进而导致对全球经济和地区稳定产生连带影响的风险。
中美经济体系脱钩的压力也同时存在，无论是技术、支付系统、金融服务还是其他领域。
但这些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持这一观点并不等于某种现代形式的绥靖政策。 这是一种稻草人论证。
那么有什么别的选择？
这些风险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加以缓解，如果我们共同合作，将更有可能做到。
我们不应该袖手旁观，在大国竞争结束后被动地等待自己的命运。
这样做低估并放弃了人类、国家及多边机构的力量。
我们可以采取具体的措施。
所以我们应尽己所能，不做被动的旁观者。
我们的举措将基于以下重要原则。
坚持开放市场，贸易关系应基于规则，而不是胁迫。
采取加强韧性和主权的举措。
尊重国际法，拒绝使用威胁或胁迫手段，尊重以和平方式解决纠纷。
坚持在强有力、有韧性的区域架构内进行合作，分担重任。
以上这些原则都不违背主权国家竞争的天性。
竞争导致的冲突也不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已经证明，志同道合的国家可以采取措施，帮助塑造自身命运。
我们将继续以身作则，进行领导，在印太地区内外发展我们紧密的关系网。
近些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投入到主要双边关系，推进我们的安全与繁荣，增强地区影响力；鼓励区域经济融合与合作；推行规则和规范，倡导和平合作。
我们不断加强经济参与度。
我们的防御合作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
我们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就前沿问题引领合作，比如电子商务、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开发、创新和科技以及海事安全。
我们与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亲密伙伴的合作比以往更加密切。
我们与日本的特殊战略关系基于深刻的共同价值观、利益及信念。令和时代刚刚开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本周将主持G20领导人峰会，铺展加强国际秩序的愿景。
我的政府将加强与印度的伙伴关系，这个伙伴关系基于共同价值观，基于将经济关系抬升到新高度的计划，基于共同战略前景。
我们致力于成为东南亚在安全、经济和发展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
在我们对印太地区的愿景中，东盟处于核心地位。
我们一直在持续推进一个雄心勃勃的贸易议程，以团结整个地区并维持贸易自由化的势头。
托尼·阿博特担任总理期间，我们达成了与中国、日本及韩国的主要贸易协定。
马尔科姆·特恩布尔担任总理期间，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我们义无反顾，继续前行，并取得成功。这是世界贸易组织诞生以来最大的贸易协定，也是对中等强国外交的积极肯定。
现在亚太地区内外国家都对《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TPP-11），表示出强烈兴趣。
今年我们希望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该协定将包括16个经济体，涵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
这将成为第一个将印度涵盖在内并以东盟10国为核心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
RCEP成员国包括澳大利亚前十五大贸易伙伴中的十个国家，占澳大利亚双向贸易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和澳大利亚货服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为了在今年十一月曼谷举行的领导人会晤上签署协定，我敦促各国领导派遣贸易部长参加下个月在北京举行的会议，制定清晰的议程并进行讨论。
其他重要举措也将成为地区关系的压舱石。
澳大利亚强烈支持印度尼西亚总统维多多在起草东盟“印度太平洋构想”中的远见卓识及领导能力。
我们最近与印度尼西亚签署的《全面经济伙伴协定》（CEPA）是确保澳大利亚经济前景，加强我们与最大邻国关系的又一重大举措。
在继续与区域内其他伙伴合作的同时，我们也将与强大的朋友直接打交道。
我们与美国的关系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密切。
澳美关系是坚定互利的联盟伙伴关系，双方都无需向对方证明任何事情。
我们与美国的联盟是澳大利亚安全的基石，为我们提供不可取代的硬实力和情报信息。
澳美盟友关系使澳大利亚成为更强大的地区力量。
我们致力与美国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合作，因为我们一致认为，美国独自承担了过多的重任。
澳大利亚将继续尽己所能。
我们将继续与美国、日本、印度尼西亚、中国、欧盟等进行合作，改革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国际机构，确保它们能各司其职，服务成员国的利益。
因为我们在基于达成一致的规则而不是仅仅依赖权力运作的国际秩序中会更加安全繁荣。
我的政府也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关系。
澳中关系有很多优势。
我们的贸易关系繁荣发展，双向贸易额高达2150亿澳元，这对两国都有益。
我们通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中国进行的合作远远不止于经济范畴。
我们正在展开包括健康、教育、税收等领域的合作，澳大利亚在这些方面拥有世界一流的专业知识。
我们也通过“火焰”专项行动在打击贩毒上进行成功的合作。
我们能做的还有更多。正因如此，我们在今年早些时候建立了澳中关系国立基金会。
基金会将进一步加强我们已经展开合作的领域，加深社区之间的深厚连接，帮助发掘开展切实合作的新领域。
我想感谢今天到场的基金会第一任主席史伟立（Warwick Smith）对基金会的领导。虽然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政治分歧会在某些方面影响到合作，但我们坚信澳中关系不会被分歧主导。
我们所做的关于中国的决定完全是基于国家利益，正如中国所做的关于澳大利亚的决定。有时我们需要做出艰难的抉择。
但是我们的决定一直为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留下巨大空间，也承认中国经济成就的重要性。
中国的经济成就对中国有益，也对澳大利亚有益。
麦肯锡估计世界其他地区来自中国的消费比重从2000年的0.8%上升至2.6%。
中国进口占世界其他地区总产值的比重从2000年的0.4％上升至2%。
我们欢迎中国的投资。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我们一直对此表示欢迎。
2018年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存量是十年前的八倍多，而中国是仅次于美国、日本、英国和荷兰的第九大投资国。
澳大利亚拥有本地区最自由的外商投资制度。澳大利亚人不可能像在澳中国投资那样到中国进行投资。也许这个局面会发生改变，但是我们的政策不是在互惠的背景下制定的，而是基于国家利益。
我们保留对这些投资的决定权，特别是与战略和国家安全问题相关的方面，但在这些问题得到保障的领域里，如果我们拒绝我们的经济获取这些资本，便只会损害自己的经济利益。
这就是我们采用非歧视性的方法进行投资筛选的原因。
我注意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对外国投资进行筛选。
本地区的基础设施需求巨大，澳大利亚赞赏“一带一路”倡议对区域基础设施投资和区域发展做出的贡献。
我们支持具有商业价值，满足真正市场需求，符合包括透明度和债务可持续性等国际标准的区域投资。
最后，我们印太地区活动的重要支柱是太平洋新高度计划。
我们将太平洋地区放回了其应处的位置——澳大利亚战略前景、外交政策、个人关系的前沿和中心。
这是我们作为太平洋家庭的一员承担特殊责任的地方——我们的Vavale(斐济语，意为家人)，我们的wantok(巴布亚皮钦语，意为同胞朋友)，我们的Whanau（毛利语，意为家人）。
这是我们在印太地区活动的重要基石，即 一个战略上安全，经济上稳定，政治上主权独立的南太平洋。
这是澳大利亚通过“澳大利亚太平洋基础设施融资机制”、劳动力市场项目、海底电缆项目等举措可以发挥最大作用的地方。
一个强大稳定的地区使我们更加安全，让经济不断增长，让人民繁荣昌盛。
今天我的着重点在地区关系和参与策略的经济层面。在另一场合，我将从战略、安全和国防利益的角度以及我们的环境与发展合作的角度来谈论这些问题。
在前不久结束的选举上，我从上述角度阐述的观点与我为了保障澳大利亚人民的未来所规定的经济发展优先事项是一致的。
不过今天让我通过以下几点结束今天的演讲。
国际经济正有乌云聚集。
世界最重要两大经济体的贸易关系面临严峻压力。
但是这一关系走向恶化的趋势并不是不可避免。
我们都有责任加深合作，特别是在印度-太平洋地区。
澳大利亚已经准备好尽到自身的职责。
我们拥抱自由贸易，拥抱全球参与，支持一个我们能就规则达成一致，坚守规则，并遵守承诺的国际体系。
这是走向开放、稳定、繁荣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最可靠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