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中国与世界
在第70次莫理循讲座上的讲话
陆克文总理
2010年4月23日
缅思那些澳大利亚的先民们，我们在他们的土地上相遇，他们的文化为我们所赞颂，其文化亦属人类历史中传承至今的最为古老的文明之一。
去年我有幸在阿里斯塔尔•莫理循过世前不久与他见了一面，当时他已经93岁高龄。阿里斯塔尔是北京的莫理循的当时依然在世的儿子。这个系列讲座就是以他的父亲乔治E.莫理循的名字命名的。对我来说，与阿里斯塔尔共同分享一小段家庭记忆是非常荣幸的—这是一份独特的、活生生的联系，串联着晚清帝国的动荡与现代中国的崛起。
对于研习历史的人们来说， 莫理循的北京似乎显得遥远且奇异。然而我们真地是与那个世界仅仅相隔一代人的时间—即阿里斯塔尔的、长寿且充实的一生。
其实呢，阿里斯塔尔曾问我会不会在这系列讲座上发表一次演说。
我回答说，倘若有机会实在将会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
所以，我今天很高兴能够在第70次莫理循讲座上发表演讲。
乔治莫理循是个富于争议的人物。但谁也无从否认，甚至连那些最为诋毁他的人也不能否认他对中国的深刻了解，以及他对这个延绵不断的古老文明的憧憬。莫理循是一位别具一格的人物。但，在当今的澳大利亚他的生平和事业却鲜为人知。
在我看来，莫理循去世90年了，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到了。
在我国早期历史上莫理循是为国际舞台增添活力的最为卓越的澳洲人之一。 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历史颇悠久的系列讲座 在我们这样一个年轻的国家是恰如其分的。
在这个讲座系列下，演讲者曾就诸多的中国过去和现在的课题。近年来的几位演讲者则就中国的重新崛起以及现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审思在三，绞尽脑汁。诸如此种早已称为当今时代面临的重大课题。
著名的史学家费子智参与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远东历史系的创建。他曾经用以下的文字描述莫理循，说他是：
“具有非同寻常的洞察力的人，因而与同时代的人更具独立眼界少受 主流思想的束缚。他，也许只有他，能够在满清帝国行将逝去的枯骨下看到一个新生命的跳动。新的中国可能是另人费解，同时又几乎可以肯定是令人不安。 但这个伟大国度的生命将延续到一个充满活力的崭新时代。”
1935年，著名医师、马来华裔伍连德在第5次莫理循讲座曾谈到这个人的身上具有：
“一种很难在他人身上发现的很诸多素质的结合。集医师，记者，旅行家，作家，藏书家和人文主义者于一身。”
在其旅行过程中，莫理循探险精神、对知识的追求使他成为澳大利亚不可多得的旷世奇才。他始终在路上。上大学之前，他曾徒步从吉隆出发一直走到阿德莱德。
20岁时，他从昆士兰州卡彭塔利亚海湾以南的诺曼顿出发，一路步行到墨尔本,全程近3千300公里，没有骑马或者骑骆驼。除了在中国的旅行，莫理循深入过新几内亚内陆、在苏格兰学过医、到过美国和西印度群岛以及摩洛哥。多次险些丧命，在义和拳暴乱期间，曾经传闻莫理循遇害。他竟有幸在泰晤士报上看到自己讣告。
莫理循的好奇心以及敏锐的观察力使他成为一名杰出的著作家。他1895年出版的一部游记<< 一位在中国的澳大利亚人>>展示了他的才华，打动了英国的读者，以至于他在1897年被泰晤士报任命为首任常驻北京的记者。随着他在中国和国际上逐年声名鹊起，他也得到一个绰号：“中国的莫理循”或“北京的莫理循”。
从很多角度来看，莫理循将自己置于历史事件之中，并且总是把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武昌起义于1911年10月爆发时，他亲临现场报道。起义结束了在中国持续两千多年的帝王统治。在内忧外患的帝国首都北京，莫理循首先独家报道了末代皇帝宣统(或更多人知晓的溥仪)的逊位。他经历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并且亲眼目睹了随之而来的中国第一次——虽然是短暂的——民主选举、以及一个法律制度的诞生和喧嚣的新闻自由。
新闻工作似乎并没有能让莫理循实现一展身手的抱负，莫理循辞去了泰晤士报的工作转而成为民国第二任总统袁世凯的顾问－众所周知1915年袁试图复辟帝制，自封洪宪皇帝。需要指出，莫理循曾劝阻他当时的老板不可一意孤行，没准儿这能反映出早年澳大利亚人所持有的共和主义思想。
总而言之，莫理循的一生是非凡奇特的。
如此令人瞩目以至于他当年居住的街道——今天北京市中心的王府井大街——在整个民国年间被称为莫理循大街。
莫理循是一大批优秀汉学家、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他们当中有：
端纳， 来自新南威尔士州利斯戈的记者，他后来成为孙中山以及蒋介石的顾问；
费子智，著名历史学家、学者和教育家；
李克曼，屡获殊荣的艺术史学家、小说家和散文家；
王赓武，海外华人史学家，曾任国立大学亚太学院院长，后来是香港大学副校长；
柳存仁，研究儒释道的著名学者，曾任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
肯•贾丁纳，东亚思想和历史讲师；
费思�保�历史学家，澳大利亚与亚洲建立更紧密接触的倡导者，曾任我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大使；
郜若素，经济学家，总理顾问，曾任澳大利亚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和
白杰明教授，学者、电影制作人和作家，他对于中国过去和可能未来的独到见解获得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
对中国的深刻认识将这些人连在一起。他们往往从不同的政治视角对他们所处时代的中国进行充满激情并且富于同情，同时又目光锐利的分析。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为该项使命带来了某种“澳大利亚式的客观”。
独立的方式。
他们的见解源自我们西方的丰富精神遗产，同时也融合了与我们共处同一地区的古老文明及其现代变迁的神往。
这种“澳大利亚式的客观”寻求认知和了解，同时又总是充满审度，并且伴有被我们称作人文情理和我国所在地区和世界上的所处地位的不无自我调侃的认识。
当然包括我们自己独有的幽默感——尽管是一种有时不为外人所理解的幽默。
在费子智先生的事业生涯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澳大利亚传统，他出生在英国，后来却选择成为澳大利亚人。
费子智先生对中国研究充满激情，并热衷于将他的知识传播给大众。
费子智先生于1985年出版了一部可读性很强的著作《为什么是中国？》，我在常驻北京工作期间曾经拜读过这本书，当时我还是一名年轻外交官。费子智先生在书中谈到，他对中国的最初兴趣要追溯到1917年，他当时还是一个年轻人，在《泰晤士报》上读到了莫理循的两篇文章。费子智回忆说：
“这是个有着令人神往的历史的巨大国度，而我却对其一无所知：因为在学校的课程里根本就不会谈及（课堂上不讲的，学生反倒一定会有兴趣)。”
他到中国工作，并且很快开始学习现代汉语和文言文。费子智先生深刻地意识到，要想了解当代中国，必须以了解中国文史哲为基础。
他撰写了很多研究中国皇权时代的历史和近代革命的书籍，其中包括关于国民党的倒台和共产党的崛起的论述。费子智先生还在他的著作中探讨了中国对于我们亚太地区未来的重要性。作为一名教育家和沟通者，他通过不懈的服务将知识传播给澳大利亚公众，使更多的人们得以分享他对中国历史和未来的见解。
来到澳洲之后，他在国立大学工作。费子智先生对澳大利亚国家身份认同问题，以及这种认同如何塑造我们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特别重要的是，他支持我国追求自身利益和对华关系，摆脱先前的英美方式。像其他研究中国的学者一样，费子智先生知道中国是如何长期以来萦绕在西方人的脑海之中的。期望、恐惧、神往、噩梦等等充斥着对这个处在“远东”的异域的认知。然而，就澳大利亚而言，中国代表着位于我们北面不远处的更加迫近的，非常实际的现实。
从某些方面来讲，费子智先生早已指出澳大利亚在中国问题上的独特的必需因素。
这种观点基于对中国过去的了解，对当今中国的务实理解以及对其未来的知情的希望。他的观察既未束缚于空洞的意识形态，也不认为中国研究仅仅是对某个奇风异俗国度所进行的文化或政治个案研究。
对于莫理循、费子智、费思�币约捌渌�几位，中国从来就不是西方可以简单地投射自己的种种奇思怪想的屏幕——或乌托邦或世界末日的灾难。
中国始终是生猛、复杂和具有重大意义的现实课题。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进行研究。 他们的热情基于研习、谨慎的心态，而始终具有人文关怀。 中国自身对其世界上的地位同样地交织着希望和忧虑。
回顾中国历史，皇权的、共和的、当今的，都对其重新崛起的角色产生影响。
有人说中国的历史意识在塑造其未来的使命感。 也有人说深重的历史包袱的作用恰好相反——鉴于中国的历史充满了失误的经验，这会提醒当代中国领导人步步为营，小心谨慎。无论如何，大部分人都赞同这样的看法：中国的历史经验始终影响着社会政治和外交政策。
历史并非仅是学术课题。
中国如何看待历史，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中国如何塑造未来。
对中国而言，明年将迎来其极具张力的近现代史的重大周年纪念，公元2011年是中国结束帝制和民国始创的百年。
从现在起到明年10月，我们将会看到中国官方或非官方评点1911年辛亥革命的重大意义和中国此后发展历程的密集评论。
辛亥革命是亚洲历史的转折点，是亚洲的首次重大革命，被列宁称为“亚洲之觉醒”。它成就了北亚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鼓舞了随后席卷整个地区的变革和自决运动。
对于中国，辛亥革命标志着与皇权专制和殖民主义的决裂，由此开启了被一些历史学家所称道的“开放时代”。在今天，它的重大意义还将在于台湾海峡两岸亲如兄弟般地共同纪念的这一事件。
2011年也是中国政府首次上下协同致力于参与国际事务并变革自强150周年。1861年的“同治中兴”致力于扭转王朝的命运，此时的清王朝对外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不断受挫于咄咄逼人的西方列强，对内要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内忧外患。
这是空前的变革时期。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国漫长的改革演变史应当追溯到1861年同治中兴，因为那时是中华帝国第一次允许外国政府的代表驻在其中枢。
第一个外事机构建立，贸易机构也相继成立。庞大的军事现代化规划亦开始启动。
这些改革措施，像此后清朝和民国的其它诸多改革努力一样，受到了外国侵略和内部纷争的阻挠。
一些中国思想家和作家，比如龚自珍（1792-1841）多年渴望变革，他的名句至今为人称道：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我曾说过，虽然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国际接触，我们仍然看不清重新崛起的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主要大国，将如何把握其未来的发展道路，如何影响未来的世界秩序。也不清楚中国人，作为自信而成功的国际社会的现代成员，将如何设想国家、社会和个人目标。
无可置疑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急剧变化的年代。现在的我们回首18世纪，可清楚地看到乾隆时期鼎盛中国的富饶和强大。
我们能够想见19世纪帝国衰落时满清政府所蒙受的屈辱，能够理解共和革命者们建立中国第一个民主国家，开创早期“开放时代”的努力。同时我们也不会忘怀这一时期的残暴侵略、兵荒马乱、血雨腥风和经济混乱的现实。
我们因此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来的历程，其尝试和磨难，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以及之后改革稳定时期，以及成就今日中国的每一段历史中的经验和教训。
刚才我已经提到了2011年的两个周年纪念。
其实2010年还标志着中国历史的另一个重要时刻，只是评论界回忆起这个时刻会有更多的哀痛。
在2010年的10月，中国以及海外的人们将会忆起1860年圆明园和西山脚下园林宫殿的惨遭焚毁。
圆明园是中国最壮丽的皇家苑囿。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它是朝廷执政的实际所在地，也是皇家艺术的博物馆。第二次鸦片战争末期，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以惩罚清政府拒签条约。园林、楼阁和宫殿的损毁，标志着中西交流的一个令人耻辱的低谷。
在今天的圆明园里，西洋楼的残垣断壁宛如一座庄严地记录着这个国家苦难过去的纪念碑，矗立在废墟之上。
有些西方人也感受到了痛苦。
远在巴黎的维克多•雨果这样描述1860年的大破坏：
“一天，两个强盗闯入圆明园，一个掠夺，一个纵火……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里是野蛮人，而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勾当。”
1860年的事件对处于今天的我们了解中国亦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代表了影响中国政治和外交政策意识诸多论据中的一种叙事。
但是，中国的历史充斥着相互交叉或是重叠的叙事。
它们诉说过去的苦难与不公，并且论及我们共有的人性。但是，它们亦呈现出希望以及令人振奋的转型契机。
我们了解并理解中国有很多故事可讲，叙述方式也不单一。的确，我们身处中国之外目睹并参与着其中许多故事 。
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汇集了对于其历史、现在和未来的诸多见解，包括中国作为一个自豪而古老的国度对自身的认知。
这是个有着深厚传统的国家，其有记载的历史是世界上最长的。
今天的中国人可以通过几千年的历史纪录理解未来，进而推测未来自己在世上的地位。
有一些中国人基于历史经验，仍然把他们的国家看成一个受害者。另外一些人则将其奉为圭臬。另外还有一些人则指出，中国150年来寻求与西方全方位交流，其结果往往遭受挫败、剥削，甚至时而被侵略。
对中国和西方来说问题在于，哪一个故事（或哪几种的叙事）会占上风，会胜出。当然，中国并不是唯一提出这些问题的国家。整个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在未来将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定位。
强硬派认为中国的崛起不论如何也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一种威胁。而一些反对观点，尤其一些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学术界则认为新的 “北京共识” 应取代 “华盛顿共识” 成为发展中国家所追随的典范。还有相关观点认为，中国是全球金融危机中凸现 的世界经济救星。
另外，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愈加倾向于成为重商主义强国，漠视其全球经济责任。事实是，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和中国的未来有很多互斥的观点，而中国国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很多元。
尽管众说纷纭， 我们必须认识到其中颠扑不破的核心事实。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不容置疑。数字很能说明问题。
今天，经济20年持续增长10%，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工业制成品的最大出口国，全部产品和服务第三大出口国。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汽车市场。
今年，在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的重创之下，中国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引擎—— 这是近日来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着力强调的事实。
10年前，这一切简直不可想象。
30年前，这一切都是痴人说梦。
我们都从中国令人瞩目的成功中获益。也许因为没有亲身经历，或因未曾亲眼目睹，我们对这些变化产生的对中国自身的益处。
30年间，中国从贫穷并且孤立的农耕经济转变为一个日益国际化的、富有的、工业化的、城市中心化的经济体，在此过程中，5亿人摆脱了贫困。这是前所未有的。
目前中国有近半数人口居住在城市，包括150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中国因特网用户已超过美国，其中包括两亿博客用户。中国有7亿多手机用户。过去10年中赴海外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翻了5倍，去年达到4700万人次。这些数字表明一个国家正处在大变革时期。
再次，正如中国60周年国庆阅兵的观众们所看到的，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步伐很快。随着中国国力，不论为人所见的实力，或者其他实力的增长，中国近些年来的外交政策行为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中国的转变的深度和广度毋庸置疑。同时也必须看到变化正在不断地发生，必须看到这些变化也在不断地产生后果。
中国的改革政策和国际经济交往令其受益匪浅，但是关乎改革的各种争论仍在进行之中。
例如某些分析人士根据时下有关中国经济活动国进民退的现实情况，认为中央集权的呼声再次抬头。
中国的朋友们中国对于人权问题的处理依然存有忧虑。我们希望在中国看到一个真正透明、独立的司法制度。我们希望看到中国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式能够将中国和中国人民带向全球化的世界经济。现今的中国已是世界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于是这些事实以及关乎中国未来的事情对于我们至关重要。一个正在成长的中国会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其利益：这是自然不过的。我相信中国能认识到与国际体系合作，而不是与其对立符合中国的国家根本利益。 在以往的日子里，中国已经在这个体系中颇有获益。
在过去60多年中，这个体系下的价值、规则、惯例和模式基础帮助中国达到了其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中国在此国际秩序中受益甚丰，而且中国在这个秩序中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我们从中国在20国集团中所扮演的角色，即可以看到此点。
中国已经同其它主要经济体联手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也正在和我们合作，确保具有雄心的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达成协议，这将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及时的推动力。中国也与亚太地区的国家深入接触，尽管目前亚太地区大体和平，并处于积极的轨道，我们仍旧不能视此局面为理所当然。
我们需要积极地塑造地区未来，并为应对未来挑战打好基础。我很高兴中国也有同样的目标。我会继续倡导建立一个地区架构，以适当的成员和使命应对地区所面临的所有经济、政治和安全挑战。成员中必须也当然包括中国，正如必须包括美国、东盟为其核心，以及包括该地区的其它主要国家——澳大利亚、印度、日本、新西兰、韩国和俄罗斯。在我们地区的新兴架构中包含美国和俄罗斯，对我称之为亚太共同体的演进具有根本性意义。事实上，推动澳大利亚很多外交事务的动力，在于如何将美国的角色融入我们地区未来的广泛架构中。
由于这此点，我非常欢迎东盟领导人在今年4月8日至9日河内峰会中的决定，鼓励美国和俄罗斯更深入地参与地区结构的发展。
从澳大利亚的角度看，一个包括中国和美国的，更加完美的地区架构对我们这个地区的未来和中国未来在其中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 正当本地区各国需要解决变革后的地区架构该当如何组成时，东盟峰会的成果朝着地区长远未来所需的架构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与此同时，中国在联合国体系下的活动也愈加活跃。
中国是去年哥本哈根谈判的参与者，关于中国在关键会议上所贡献的性质，已有很多议论，中国由此与哥本哈根协议结下了不解之缘。
但是在目前，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且与其在全球的角色和影响力相称，中国必须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扮演更为重要的领袖角色。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必须为解决我们面临的全球挑战担负起更多的责任。这对中国的未来国家利益和其他国家的利益都是必要的。
中国对世界秩序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还有许多，而且是更多需要做的。例如，中国与苏丹和缅甸这样的政权体系交往，并无任何补益。它们正在冲击国际体系的完整，其它国家因此试图孤立他们。中国可以，也应当做更多工作来支持打击那些破坏稳定的政权，并支持在全球安全挑战上（例如在阿富汗和伊朗）更广泛的国际努力。
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巨变时期，这是在世界范围内都能感受到的。国际社会在维护稳定的世界秩序上有显著的共同利益，这一世界秩序将促进国与国之间在合作基础上实现更大繁荣。
中国已是当前全球秩序的主要利益攸关方。世界会欢迎中国，作为重要的全球利益攸关方全面地参与维护并加强一个稳定的、有规可循的未来秩序。 这对中国有益。也对世界有益。
但是，为了理解中国将能够，而且必须在塑造世界秩序中发挥什么作用，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并在各层面与中国接触。随着我们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在全球的角色正在被重新评估。在国际舞台上，在全球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衰退之后，中国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强大。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更加被视为全球经济中的主要力量，而且在全球应对未来挑战，特别是气候变化时，中国变得更为重要。
鉴于中国的现实情况正在不断变迁，澳大利亚必须继续不断地审视和重新评估对中国的认识与理解。我相信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白杰明教授提出“后汉学”的概念恰逢其时。这也就是说，汉学或中国学，承继与中国相互交流和学习的悠久传统，从16世纪的利玛窦，经过莫理循到费子智，薪传直至今天。而后汉学正在继承曾经吸引众多人士投身于中国学之中，以感知、沟通与理解的方式进行研究的优良传统，是全面接触华文世界和充满活力、生气勃勃的当代中国的汉学。
正如白杰明所写，后汉学所倡导的是：
“基于同现实中国采用进取的全方位的交集，面对错综变化的华文世界，无论是内地的、区域的还是世界范围内的……”
后汉学不纠结于陈旧的理论，而是直面再度崛起的中国。 后汉学认为，中国不应被简单地视为威胁； 后汉学也不因害怕冒犯中国而对直言不讳的讨论或批评有所规避 。
而是寻找一种新的平衡。
这种平衡应当摆脱“反华”或“亲华”的冷战时代的宿臼 （即或者反对中国或者支持中国，似乎会将我们永久锁定在非此即彼的二元世界）。 因此，后汉学显然是了解当今中国的更为成熟的方式。
后汉学应当能够找到新方法来了解这一恢宏、古老的文明，研究中国在未来社会中将会带给我们什么。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我们如何在21世纪倡导更加深入、精到地了解中国——应当令我们大家振奋的中国，同时也是一个让我们不时叩问自己，探讨其走向的中国。
2008年4月，我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曾经谈及澳大利亚与中国不断发展的关系，以及我们在新的时代日益成熟的友情：“在现代的、全球化的世界，我们是联系在一起的，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连我们所呼吸的空气都是一体的。
“真正的朋友是能够成为诤友的：一个超越直接和短期利益的，建立在广泛和坚实基础之上的，着眼于持久、深刻和真诚友谊的伙伴。换句话说，真正的友谊是敢于说出不同意见，直言相劝的，是能够就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有原则的对话的。我知道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很珍视这样的情谊。”
这种真正的友谊是以互信和承诺为基础。我相信，自惠特拉姆工党政府于1972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澳大利亚已经奠定并立足于这样的信任。
国与国之间的长期关系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也应在相互尊重、深化理解和价值认可的基础上更加发展和繁荣。
我谈到诤友，是因为我认为我们需要能够坦诚地与中国政府、中国媒体和中国人民进行交流。我相信与中国和华文世界接触的人们会受到尊重的理由，不仅因为他们为双方关系带来切实的好处，也因着自身的价值。
澳大利亚是开放的社会。我们塑造自己国家管理的共识是在政治冲突、对话和调解中形成，并且通过投票解决的。我们政界人士生活在媒体闪光灯的交织照射下，而且我们有通过多层级的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与我们在中国的同事一样，我们也被自身的历史经验所影响，还要应对周边环境的局限，并且受到现实的约束。
就澳大利亚而言，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价值观以及我们的同盟造就了我们的现在。 我们所致力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华文世界建立积极的、前瞻的和互惠互利的关系，历经时间的考验。我们相信正是以此为基础，使得我们能够向前发展。
我并不认为我们基于自身价值观念和信仰陈述自己见解时，我们与中国的坚实情谊会面对质疑。我质疑将诚实和善意的评论视为“反华”的观点，正如我反对在我们国内草率使用“非澳”这个短语一样。
我提倡诤友的概念，因为我们或许能够因此开发出一种使我们更加成熟地论及对方，并且进行对话的语境和姿态。我们早已走出了冷战时代。我认为那时没有中间地带的二元语言——不是“反华”就一定是“亲华”，非此即彼——也属于已经过去的冷战时代。 我坚信，对西方世界的整体来说，这是一项重要的新原则，对中国本身来说也同样重要。否则的话，我们之间的对话将永远陷于挫败、无益的敌对循环、愤懑和相互指责之中。
杰出的中国作家鲁迅曾经讽刺过那些为了让自己的言语显得高尚，以及抬高自己自身价值而使用时髦的外国词语的作家。那些作家的文章自命不凡，却又支离纠缠。鲁迅把这类文章称为“洋八股”——其意取自科举制度所要求的刻板的八股文。
1942年，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提醒他的同事们要反对党八股这种追求形式、无的放矢的文体。也许我们也时常易于陷进八股套式的羁绊。我提议把这种套式叫做“国际关系的八股文”，或者说“外交八股”。
这种八股，就是对复杂的现实做出一成不变的条件反射式的反应。也就是说面对需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做出多层次多方位应对的形势时，仅凭条件反射做出恒久不变的反应。用一句澳大利亚的传统说法，现在是我们都应该甩开这种八股模式的时候了。
否则，我们两国的交往中，凡是面对暗礁浅滩之时都会遇到形式主义套式，严重衰减成熟与真诚的关系中的所必备的积极因素。另外还有一种风险，即两国关系会由此掩盖一系列紧张因素（其中既有现实的，也有虚拟的），如果我们不能开展就具有实质内容和实际意义的问题进行讨论，就无法化解紧张因素。
应当记住，我们正在面对一个新的大国的崛起，与此同时美国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此背景下，坦诚的接触变得至关重要。历史上并没有很多例子表明这种消长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层面上如何得以和平实现。因此我们需要一条新的、向前进的思路。
这对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都很重要，因为学术界往往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概念性的框架构造。对于澳大利亚与中国的接触同样如此。让我们回顾以下去年所发生的事情。
2009年，我们的双边关系中出现过一些紧张：首先是六月，中铝增持力拓股份告吹引发了争议。然后，七月，澳籍华裔商人胡士泰在上海被捕。八月，热比亚访问墨尔本电影节。
在那几个月里，我们处理问题的方法，我们的观点，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是坦白并且直率的。所有人都能由此看到我们喧嚣的民主和媒体。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利益有着充分认识，尤其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但是我们同样也有不变的核心利益和核心价值观念。我们不断地发展的对话基础，必须由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构成。
澳大利亚与中国的接触，以及对中国的严肃认真研究，都不是近年才有的。正如这一系列讲座所充分展示的，中国研究是我们的传统强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研究在我们的国民对话中足够茁壮和充实。我国因此需要360度全方位的对于中国文史哲和现实社会及政治熟知度的集中培训。所以，我今天将借此场合宣布澳大利亚政府将如何在澳大利亚主要学术机构中鼓励和加强对于中国的研究。
发展后汉学，必须将学者、专家和政策制定者从相互分隔的学科和系际窠臼中解放出来。我们需要在学者和具有不同背景与专业知识人士之间营造出全新层面的合作与交流。为此，我认为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集合研究、学习、交流想法与见解的中心。在这个中心里，学者、思想家和政策专家能够采取一种全面的工作方式，使那些从事与中国相关的公共政策、环境、社会变化、经济学、贸易、外交政策、国防政策和战略研究实务的专业人士，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文学、哲学和文化的研究融合。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是我能够想到的最佳选择。建立进一步加强关于中国与澳大利亚关系以及我们所在区域以及全球关系的相互交织的研究与对话机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无疑是首选。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在开展中国研究领域，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在这里能够通过充满持久活力的实践，将研究、教育、培训和公共参与融于一体。在这里同时还有经过数十年积淀的，可以追溯到费子智教授时代的图书馆资源。
因此，我今天欣喜地宣布Australian 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 成立。用中文说，这就是“中华全球研究中心”。
澳大利亚中华全球研究中心将加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固有实力，营造一个经过整合的，会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研究机构。
国内和国际学者将在这个研究中心汇聚一堂。研究中心也将和国内外的其它大学和研究中心在相关专业领域进行交流。
澳大利亚政府希望能够将中华全球研究中心打造成在世界范围内的全方位一体化当代中国研究方面，以及当代中国在区域和全球事务的参与方面首屈一指的研究机构。
拥有一个无与伦比的中国研究精锐力量的集结地，是我们的国家利益所在。考虑到我们与欧洲、美国和中国学术界在中国研究领域的长期交往，我认为这也符合更为广泛的全球利益。
简而言之，政府的希望是逐步建立一个在全球范围研究分析中国在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因素下崛起的，世界上最好的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采用多学科的，集成式的研究方法。这个研究中心将采用领先的、创新的方式研究中国，培养新一代深入理解中国的学者，并且在澳大利亚国内和世界范围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和中国在世界的作用。让中国、我们所在区域、北美和欧洲杰出的思想家和研究人员参与进来，是这个新的研究中心的关键使命。通过这一项目的启动和运行，我们能够培育和支持未来的知识人、文化精英和政治领导，为他们提供崭新的、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机会和培训。
同时，我们希望商界和慈善界能够认识到这个研究中心的价值，和政府一道共同出资支持研究中心的奠基创建。因此，这一项目远不仅仅是一个政府和学术界的资源。
我们会为研究中心专门设计一座新的建筑，新的建筑物将是一个现代的学术中心，并将成为大学的焦点。
中华全球研究中心将会和其它澳大利亚教研机构建立专业联系，增强我国提供研究、公众服务、研究生教育及其它培训的能力，从而深入并且成熟地认识中国。对中国的研究以及关于中国的教学，并不仅仅是关于中国和世界，更是对世界中的中国的深刻研究，是在历史的大背景下对中国的研究和思考，是考虑到与澳大利亚周边世界、我们所在的亚太地区的对于中国的研究和思考，是在注意到中国作为全球舞台上多面参与者的背景之下对于中国的研究和思考。
我们所研究的中国，是在贸易和经济、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历史和文化、思想和信仰、语言和文学方面成为在我们生活、思考、憧憬的全球环境中渐次展开的重大对话与辩论中一个重要部分；是关于一个不论我们讨论经济增长或者气候变化，区域安全或者国际政治时都在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
指导我们的公职人员，让他们广泛接触到杰出学者、从业人士和媒体，也是这个新的研究中心的至关重要的使命。我们不仅要在学术界、政策制定者和高层商业人士之间拓展关于中国的高层对话，也必须在澳大利亚社会各个层面加强对中国的理解。
以上这些都是这个新的研究中心的使命。这将为广大澳大利亚民众参与与其未来直接攸关的博识辩论做出贡献。
这个新的研究中心建立在数十年来澳大利亚学术研究以及与中国广泛的学术、经济、文化和政治接触的传统基础之上。我们要继续保持与充满活力的中国的联系。我们不回避争议，而是一直寻求更深的认识，以及可能的共识。
而这一切，都基于诤友原则上的后汉学的新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