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在2012年度领导人演讲中的讲话
“澳中关系40载---打造通向未来的道路”
9月24 日–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教授
格里菲斯大学校长Ian O’Connor教授
昆士兰州政府贸易投资代表处首席代表张子健先生
昆士兰州前州总理，澳大利亚功勋章获得者Rob Borbidge阁下
弗里曼特尔众议院代表Melissa Parke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感谢Ian [O’Connor]的介绍。
今晚应北京大学和格里菲斯大学的邀请来到这里，作为澳中未来对话的一部分，发表2012年度领导人演讲，我感到非常荣幸。
我知道北京大学作为中国建立的第一个现代大学在中国所处的地位，及其在中国位居前沿的学术地位。我还知道这里将设立必和必拓澳大利亚研究教授席位。
我还知道格里菲斯大学在引导澳大利亚对本地区以及本地区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对本地区未来的了解中发挥的主导作用。
我要对格里菲斯大学亚洲学院Andrew O’Neil教授和北京大学刘树森教授与昆士兰州政府合作，成功举办今年的对话表示祝贺。
我还要感谢我的两位尊敬的前任驻华大使，石励先生（澳大利亚功勋章获得者）和芮捷锐博士。他们二位还在继续为我今晚要讲的双边关系做着极大的贡献。
澳中未来对话为自己设立了一个雄心勃勃且非常具有价值的挑战——思考我们的地区20年后的状况；及其对我们每个人的意义，以及我们可以如何使其达到最佳的集体优势。
今晚我演讲的主题“澳中关系40载---打造通向未来的道路”，是2012演讲的第二部分。
今年四月，在布里斯班，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陈育明先生为澳中建交40周年设立了一个积极而期望适度的基调。
我相信，在接下来的两天将要举办的研讨会中将就在高等教育、经济关系、科技合作和灾害管理等方面如何开展更为密切的合作产生一些重要的思路和提议。
澳大利亚和中国在这些方面已做了许多，但是我们应该富有开创性地思考我们该如何为了持久的互益而进一步深化交流与合作。
在我们展望未来之际，我们还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感谢那些作出了各种贡献的许多人们——既有澳大利亚人也有中国人——那些在过去40年中为我们规划和打造我们如今身处的这样一条道路的人们。
我还要强调两国英明的政策决定和鼓舞人心的领导在建设和塑造我们走过的这条道路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出版的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系列文件中的澳大利亚1949年到1972年的外交电报提供了一些有趣的内容，让我们了解了为了让两国关系密切起来最初所做的一些努力。
这些现在已成为公开记录的电报，也从人性的角度记录了1972年12月2日惠特拉姆政府当选后，那些在巴黎举行的小心翼翼，有时甚至是有些令人紧张的外交谈判最后阶段的内容。
谈判的主角是两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和 Alan Renouf。
谈判既定结束日期在即—— 圣诞节也一天天地临近了——Renouf大使1972年12月21日给堪培拉的电报中写道“坏脾气有时管用”。这表现了令联合公报在内容上达成共识所罕为需要，而有时又更为有效的外交手段的重要性。他是正确的，那天晚些时候，黄镇大使和 Renouf大使签署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在巴黎的那一刻无疑是关键的一刻，也是现代澳中关系道路上中最早迈出的几步之一。
而若说起对惠特拉姆1971年具有突破性的对中国访问的精彩描述，我建议大家看看即将由惠特拉姆学院出版的费斯芬教授的文章。
如果回到40年以前，不知Alan Renouf大使 和黄镇大使——以及当时的政治领袖们，是否能够想到以后会发生的事情——签署联合公报建立外交关系为澳中两国共同的繁荣能够作出多大贡献。
他们是否会憧憬中国发展惊人的规模和速度？就像我们身处2012年展望未来一样：
- 在未来十年中人口将会增长至14亿，并于2025年达到顶峰
-这些人口中中产阶级的比例将越来越大，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 城市化比率继续保持强劲，这一情况将持续到二十一世纪三十年代末, 为保持增长和减少经济震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 GDP 到2020年将达到21.5 万亿澳元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 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口越来越少
- 内陆省份成文经济增长新的驱动力
回首1972年，当我们的双边贸易仅为1亿澳元时，很难相象40年后这一数字能够达到1200亿澳元。
我们非常有必要思考一下这些巨大的数字后蕴藏的共同利益。
对澳大利亚而言，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近些年引发了资源热潮，为我们国家更为广泛的繁荣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
这是澳大利亚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经济表现依旧强劲的原因之一。
对中国来说，澳大利亚已成为中国满足自身工业增长；经济发展和多元化；以及为人民创造就业和繁荣的需求中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长期资源供应者。
若问我们一起走过的这条路是用什么铺垫的，它是用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的焦煤，在高炉中熔炼皮尔巴拉的铁矿石后铸成的钢铁铺垫的。
投资，当然也为两国带来了巨大益处，并且为我们创造了新的机会。
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绝对可以称之为美谈。
力拓集团与中国钢铁集团的铁矿石合资项目——恰那项目，是中国第一个资源部门的海外投资项目。
位于皮尔巴拉中心地区的恰那项目刚刚庆祝了合作25周年纪念。
这一项目计划向中国输送2亿吨铁矿石。
人们一想起恰那项目，就会想起1985年4月那经典的一幕：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站在恰那山顶，俯瞰皮尔巴拉空旷壮丽的风景。那一天，两位最高领导人形成了在铁矿石领域未来合作的远见。这是我们双边关系道路中的另一个里程碑。
除了资源领域外，中国公司还正在从对澳大利亚制造业，物流业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中受益。
中化集团在澳大利亚的子公司Qenos，在其维多利亚州的Altona工厂和新南威尔士州的Botany 工厂的员工超过1000名。去年，该公司与必和必拓公司签署了为期15年的原料协议，以确保产量的增长。
同样，澳大利亚在中国的投资也正在获得成功。只是澳大利亚在华投资还未达到中国在澳投资那样的显著。
澳新银行新成立的中心办公室位于成都市非常现代化和高科技的天府商业园，是澳新银行在澳大利亚和本地区银行业务的呼叫中心并为其提供延续业务支持。
另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澳大利亚建筑师事务所Place 设计集团取得的成绩。这是一家非常具有创意的公司，通过高品质的设计和对客户需求的关注，在成都的商业景观市场中获得了可喜的份额，并且还为包括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在内的其他地区的高端项目提供了服务。
在我担任大使的头一年里，我一直为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人告诉我他们有多看重我们开放，公平和可信的投资环境而感动。
下面这些数字能够有所体现。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申请的来源地，虽然最终实现的中国直接投资总额位居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加拿大、瑞士、新加坡和荷兰之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投资将大幅增长，就像美国和日本的投资那样。
中国投资人越来越认识到适应澳大利亚本土环境；职员本地化；以及在第三方市场与澳大利亚公司合作将给他们带来的商业利益。
虽然2011年澳大利亚在华投资的64亿澳元相对温和，但是许多具有热情、专长和动力的澳大利亚公司非常热切地希望到中国市场投资。
显然，人们有增加对中国市场投资的热情和潜力。这一点是我在和考虑进一步修改中国外国投资指南的中国政府的谈话中经常提及的问题。
今年三月，两国储备银行行长在北京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这是支持贸易和投资的重要一步。该协议加强了双边金融合作，反映了双边贸易以人民币结算以及以人民币计价的投资越来越多的机会。
贸易和投资数据只能反映出将两个国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纽带是什么情况，以及两国的未来路在何方。
而个人、家庭、社区和机构之间的联系为我们带来的是使真正积极的双边关系得到巩固的创造力、灵活性、驱动力和适应性。在找到更好的表达方式前，我们将其称为“人民之间”的联系。
这些联系是两国共同走过的道路中另外的一个方面，就像经常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诺贝尔奖得主布莱恩•施密特教授关于宇宙的推断一样，在“加速膨胀”。
目前，中国是仅次于印度的澳大利亚第二大永久移民来源地，略高于英国移民的数量。
我们最新的人口普查显示，有86万澳大利亚人具有中国血统 。
普通话是澳大利亚家庭中第二大最为广泛使用的语言，广东话名列第四。
这或许是中国游客喜欢选择澳大利亚度假的原因。去年，访问澳大利亚的中国游客超过了50万 —— 而1972年，这一数字仅为500。
这一惊人的增长并非偶然。主要归功于澳大利亚政府通过与中国政府在13年前签定的核准旅游目的地国家（ADS）计划而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
正如在座的许多人所知，ADS让我们能够向参加团队旅游的中国游客推广澳大利亚作为旅游目的地。
在石励先生任大使期间，澳大利亚是首个被中国政府授予ADS资格的西方国家。这是又一次证明了好的政策与先行一步相结合体现出的优势。
我还要说，这方面也同样是双向的。去年，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游客几乎达到了37万。随着澳大利亚旅游局；澳大利亚资源、能源和旅游部与中国国家旅游局缔结合作伙伴关系，分享市场信息、产品和市场策略，我们的游客数量还会进一步增加。
双边旅游带来的收入对两国的经济非常重要——2011年澳大利亚在这方面的收入为36亿澳元——而给双方带来持久益处的是对各自生活方式和文化的相互了解。
我有幸接待过许多到中国访问的澳大利亚客人，既有官方也有非官方的。他们的经历绝大多数都是积极的，主要是丰富了他们的生活，有的甚至因此改变了命运。
澳大利亚和中国共享的最具成果和最为持久的投资之一就是学术和教育领域的合作——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思想的交流。
和这种关系的许多部分一样，它们的起始点微不足道，但是承载了远见卓识。
1979年，悉尼大学教授Dame Leonie Kramer邀请九位中国英语文学学者前往澳大利亚研究澳大利亚文化、文学和社会。
今天，中国各地已经有35个澳大利亚研究中心。
并且大约有9万名中国学生在澳大利亚学习。
根据澳大利亚国际教育统计，过去10年中有26万余名中国学生曾在澳大利亚学习。
教育是一个关于勇敢的澳大利亚和中国人的故事，他们有好奇心和动力去理解我们两国应对彼此有更多地了解。
教育同时也是关于有目的的交流的故事，这种交流使我们可以利用两国可以提供的最好的条件。
和你们当中的很多人一样，我首先想到的是“中国大学管理者影子计划”。参与者将它简称为“影子”计划。这是一个政府支持的顶尖大学间的合作，旨在与中国下一代学术领导人分享澳大利亚经验，并建立可持续的机构间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对于双方都是一种知识的来源。
自1999年启动以来，这个计划为中国大学的国际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我们前进中的另一个政策里程碑。
我们教育关系质量的最终评判标准是通过研究、创新和开发为我们两国及国际社会带来的利益。
现在我们已经有令人骄傲的记录和光明的前途。
例如今天晚上也在座的昆士兰大学的逯高清（Max Lu）教授。
逯教授的“纳米功能材料中心”正在研究这些材料在清洁能源和环境科技以及生物医药中的创新应用。
去年，由于其对科学和研究做出的杰出贡献，胡锦涛主席授予了逯教授国际科技合作奖。
而就在上个月，副主席习近平会见了澳大利亚最近的一位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布赖恩•施密特（Brian Schmidt ）教授。当时施密特教授正在中国参加国际天文学联合大会。
澳大利亚和中国还在共同合作推动下一个本时代伟大的科学项目——平方公里阵列射电天文望远镜的建设。
我们还通过南极昆仑站的澳中伙伴关系，在南极开展了合作。
如果你在想我们还能做什么来深化相互理解和所作的工作，那么，可以看一看充满活力和创意、辛勤工作的澳中同学会。
他们中的一些人今天晚上也来到这里，更多的人则参加了这个月早些时候在上海举行的澳中同学会联合会鼓舞人心的年度颁奖活动。联合会目前支持28所澳大利亚大学，拥有7500个成员。而且大学和个人的成员都将继续增长。
科学和研究并不是唯一持续努力和创新能够带来成果的领域。
过去的15年里，中国和澳大利亚举行了年度国防战略对话。我们是在总参谋长这一级别与中国开展这种对话的仅有两个国家之一。
在人道援助和灾难救援方面的联合演习，以及在抗击海盗中的信息和经验的交流是我们这种合作的现实范例。这些活动增进了双方国防力量间的信任和了解。
今天晚上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在努力展现澳中关系的复杂性和深度。我们的关系深厚，长期的交流使其更广阔，个人的坚持和努力使其更坚韧而强健。
但是如果没有两国政治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努力，这些合作几乎都不可能开展。
他们希望将两国拉近并促进我们在本地区和世界范围内的合作的愿望塑造了我们未来的道路。
这种政治联系是积极的、活跃的和频繁的。我们的领导人不仅在澳大利亚和中国会晤，也在联合国、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这种地区和多边平台上会面。
我们有30多个正式高层双边机制，并且我们时刻在寻求加强这些机制的机会。
在过去一年里，有70余位澳大利亚高层领导访问中国。他们中的近50位是联邦部长。
在过去的7年中，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9位委员中的8位访问了澳大利亚。
副主席习近平访问了我们6个州中的5个和全部两个地区。
这些交流将我们的目光集中在了我们社会的期望上。他们督促我们去寻找和实现这种关系中的新机会。
这些高层接触加强了理解。
它帮我们找到共同立场，并更好地理解我们不同点。
两国对维持和扩大包括高级领导层在内的各级对话、联系和合作的努力，奠定了我们与中国联系的基础，也是2009联合声明的关键内容。
你们可能会惊讶地得知，澳大利亚和中国建立了82个正式姐妹友好州/省和姐妹友好市的关系。这些姐妹关系对我们两国都很重要。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一道，它们打下了更广阔的双边关系基础。
它们不仅仅局限于我们最大的州和城市，尽管新南威尔士是第一个建立姐妹友好州/省关系的州。1979年9月新南威尔士州和广东省签订了友好州/省的协议。新南威尔士州总理今年7月对广州的访问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关系。
长沙市（人口超过700万）市长最近非常高兴地和我谈到他们与新南威尔士州Auburn市（人口大约8万）的友好城市协议，以及他对分享绿色建筑和能源效率经验的兴趣。
当我们面向未来并思考如何继续建设我们的道路时，可能很难在当今世界找到比我们两国在经济上更互补的国家。
贸易和经济数据不言而喻，虽然我们并不把它们当作理所当然。
如果我们希望保持竞争力，则需要继续深化和扩大我们的人际和商务关系，以及我们的外交代表工作，不仅仅是在中国成熟的沿海地带，还有西部和北部快速增长的市场。
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总理今年3月宣布将在成都设立一个新的总领事馆，并将于明年开始运行。
去年年底，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在增长迅速的东北三省之一，人口4700万的辽宁省的省会沈阳成立了一个新的办公室。
这些市场和它们带来的潜力非常巨大。虽然我们的经济关系仍将继续由资源和能源主宰，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澳大利亚贸易和投资在新的领域的多元化发展。
清洁能源和农业综合企业将帮助奠定下一个阶段经济合作的基础。得益于2002年里程碑式的协议，澳大利亚已经是中国的一个重要液化天然气供应商。我们也向中国提供用于发电的铀，同时也在更多地提供清洁能源技术产品，来协助中国达到十二五计划的清洁发展目标。
中国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将带来更多的对动物蛋白，以及我们高质量、新鲜、绿色和清洁食品，如葡萄酒和乳制品的需求。
澳大利亚农民生产高质量食品和纺织材料。这些产品位列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产品。
我们也通过贸易部长埃默森和中国商部发起的旨在寻求农业产业中的投资和技术合作机会的联合研究，以及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在甘肃的旨在提高牲畜放牧、灌溉和节水系统的项目，继续为中国的食品安全做出贡献。
同样的，我们的教育产业也将在合作中受益。大家都知道这种合作对澳大利亚教育市场和中国未来的科学和行业领导人的益处。但是现在的挑战在于继续加强这种关系，将澳大利亚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带到中国，使他们拥有Ken Henry 博士所称的“亚洲能力”。
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培育和利用这种关系和——坦率的来说——我们澳中同学会能带来的巨大潜力。
虽然对于我们使馆和领事馆这意味着更多的工作，但是我们期望看到更多的中国和澳大利亚公民到彼此国家旅游、访问或工作。
由于像旅游目的地国身份这样的投入和澳中城市间直航（目前每周83班）数量的增加，前往澳大利亚的中国公民人次预计年均增长7.6%，并在2020年超过100万。
我们将越来越多地看到中国的游客来到澳大利亚，体验我们能够提供的独特经历，比如享受玛格利特河或亚拉河谷的葡萄酒产区，或者在澳大利亚内陆一展放牛的身手。
作为这些努力和回报的基础，我们的政府将通过良好政策指引下的领导工作，包括即将发布的《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继续在塑造和推动两国关系上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期待进一步加强我们已有的深厚的双边和亚太地区，及在更大范围内共同利益上的政治联系。
我们把中国视为本地区未来在所有领域的关键合作伙伴。
我们欢迎在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和太平洋岛国论坛会后对话中与中国进行联系这样的机会。
在我们合作寻找恢复增长、应对失业和抵制保护主义的协同解决方案中，以及澳大利亚为2014年二十国集团会议做准备的过程中，我们期待进一步加强我们在二十国集团中的紧密合作。
当然，我们也期待明年在联合国中更紧密的合作。
可能最重要的是，在我们展望未来，回顾我们共同利益和潜在收益的状态和规模时，我们必须考虑我们共同的责任。
因为，它们决定了我们的未来是否光明。
澳大利亚欢迎与中国在地区和平与稳定上更紧密合作的机会。正是这种和平与稳定奠定了澳大利亚、中国和本地区邻居目前所享受的繁荣的基础。
这是一个美国在过去30年大部分时间里肩负的负担。但是，这是一个我们大家在未来都应该共同承担的负担。
我们期待中国与美国协作来领导这一事务。
但是，最重要的是在我们共同开创未来道路同时，我们期待一个澳中之间充满友谊、密切合作、开放对话和共同利益的未来。
你们在未来的两天中提出的想法和建立的工作关系将帮助我们实现摆在我们面前的众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