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在中国世纪中的澳大利亚会议上的讲话
2012年9月14日
主席先生，自你的岳父在北京领先基辛格一步，已经41年了。
1971年7月5日星期一，高夫•惠特拉姆与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了历史性的会见。这是一个非常公开的会见，从晚上9点一直持续到深夜，在场的有众多中国官员和澳大利亚记者。
四天之后，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基辛格博士到达北京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谈话。他向尼克松总统报告时说：“我们的公告将会震动世界。”
高夫一贯典型的更加谦逊。
当尼克松总统7月15日在面向全世界的电视上公布一切时，高夫所宣称最多就是“至少它让澳大利亚看上去不那么迟钝，不那么亦步亦趋”。
提起41年前的这些事情——中国人可能会说仅仅是41年以前——我并不想对澳大利亚的中国政策提出某种政治上的所有权。
当然，我们中国政策的成功依赖于工党和自由党相继政府坚持这一政策的连续性。
但是我要提出两点：
惠特拉姆1971年的访问，特别是在人民大会堂那天晚上举行的清晰而坚定的活动，为澳大利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扫清了道路。
其次，这次访问以及和周恩来总理的会谈，表达了中澳关系的一些基础。中澳关系也在这些基础上逐年发展。
第一个基础，很简单，就是面对现实，即中国的存在、其在本地区的地位、以及作为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家园和独特文明这些现实。
第二个基础是，中国可以并应该作为国际社会的建设性一员回到它正确的位置。
第三个基础是，中国返回世界将给本地区带来不仅仅局限于贸易的无限双向机遇。
在2012年，这些可能听上去都是老生常谈。
但是40年前完全不是这样。
尼克松—基辛格行动的最大成功之一就是摒弃了冷战思维，即：将中国仅仅视为从波罗的海至南中国海这个巨大的共产体系中的一个延伸。
他们的行动更加有力、更加具有决定性，正是因为这些行动来自于在冷战中具有无人匹及地位的理查德•尼克松。
让我再阐述一下惠特拉姆1971年7月在北京清晰表达的第四个基础。
那就是我们和美国的关系的重要性以及美国在亚太地区存在的重要性。
要记住，那时候美国和澳大利亚还在越南战争中。
由于罗伯特•孟席斯爵士提出来的具有欺骗性的观点“越南战争是中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南侵”，澳大利亚加入了这场战争。
工党对澳大利亚参战的反对部分是因为我们相信战胜或蒙羞都会削弱而不是加强美国在本地区的地位。
实际上1971年在北京周恩来总理确实非常有技巧和礼貌地建议惠特拉姆拒绝和美国联盟。他“暗示美国将被证实是一个不可靠的盟友”，就像苏联被证明不是中国的可靠盟友一样。
我们今天有时还能听到中国评论家对这种论点的附和。
但是，注意惠特拉姆的立即回复——要记住这是在1971年：
“我必须怀着敬意地说，我认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澳美新条约》并没有可比性。澳大利亚和美国之间没有像中国和苏联之间相似的关系恶化”。
我提到这一点只是想强调——就向我对中方领导人所强调的一样——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联盟是国家生活中长期的、根本的内容。
这些基础必须包括一个繁荣的、外向的中国和一个自信的前瞻的美国。
澳大利亚有着充分的条件来帮助在我们地区实现这些目标。
在绘制我们未来前进道路时，我们将从过去40年的积极经历中汲取经验。
我们在非常广阔的领域中积累着经验和知识资源，包括商业、外交、教育、医疗服务、技术、农业、语言和文化。这些领域将以自己的方式证明，它们与我们向中国出口的矿产和产品有着同样的重要性。
我们谈论40年前，并把它称为历史。
中国人则当然眼光放得更远。
在我自己对中国访问中——虽然没有如此成果辉煌，但是总是回报丰硕——我惊叹于与政府官员和商界代表的对话经常迅速地转向与中国历史的对比。
有一次，一位共产党官员对我讲“中国是如何向世界开放的”，以及世界向中国的开放。
他所谈论的是唐代（公元618-907年）发生的事情。
而谈到西方新贵可能更了解的更近代的时期，中国官员则会提到19世纪——鸦片战争的年代、不平等条约以及欧洲列强在清朝没落时期强迫其签下的领土割让。
这对今天每一个想要了解中国的人都很重要。
中国再也不会屈服于19世纪那样由于衰弱的国家和其统治者的无能导致的屈辱、不平等条约、遭受侮辱和主权的丧失。
这仍然是中国思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但是，当然，我们今天要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的改革。
不是毛泽东的革命。
不是文化大革命。尼克松、基辛格和惠特拉姆的首次访问时，其可怕的影响仍在继续。
我指的是邓小平引导的1978年之后的改革。
特别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之后对政策改革注入的新力量。
中国人自己也认识到其历史重要性。
他们今年庆祝南巡二十周年。
中国的改革和与现代世界的融合
我知道会有争议，但我还是要将邓小平1978年的改革称为20世纪唯一成功的改革。
只要看一看它的规模。
它带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长期的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
比18世纪80年代始于英国的欧洲工业革命更激动人心，令人瞩目。
• 那时也正是700个罪犯正在悉尼湾的海岸上挣扎着生存的时候。
中国的工业化比美国内战后70年的工业化更加迅速，规模更大。
中国也真实地在全球化，称为周边世界的一部分。
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正在形成。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消费市场。
到2030年，中国将有约10亿中产阶级消费者，而这个数字在美国是3.65亿，西欧是4.14亿。
当然，中国的转变还在进行，变化也不一致。但是人们生活中的很多物质改变都非常巨大。
我们可以从我们在中国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的四个使馆和领事馆看到这些变化。
我让这些使领馆给我提供一个当地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图景。下面是他们反馈的信息。
20年前，中国的一个鲜明的形象就是大街上充斥着数百万辆自行车的城市，比如北京和上海。
1978年，人们还没有听说过私家车。
到了2012年，根据中国汽车制造商协会，北京有500万人拥有自己的汽车。
2007年，中国还没有高速铁路系统。
到2011年中期——仅仅过了4年——高速铁路线已经将近一万公里。
广州将在下一个10年建设300多公里地铁线。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变化速度非常快。
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以世所未见的速度重新平衡城市和农村的分界，也使得迁徙寻找工作成为许多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数据，1994年，中国只有264万内部移民。
到了去年年底，这个数字达到了2.5亿。
• 高收入也不可避免地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
• 随着中国越来越多的地方享受到经济的成功，许多与共产主义相关的限制已经处于下风。
一些细节让人们惊叹：
•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葡萄酒消费市场。
• 1999年，葡萄酒零售额仅为37.6亿元。
• 2008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约200亿元，年均增长率约为20%。
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使购物习惯也发生了改变，并且他们在未来的某一天将超越美国消费者。
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中国大陆公开拍卖市场上的艺术作品成交额从近乎零急速增长到了全球市场的41%。
旅行在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发挥了作用。
中国的境内外旅游飞速发展。
现在，在国外的中国游客和在中国的外国游客人数一样多。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去往上海——从1978年的240200名国际游客到2010年的850万名。（2000年，这个数字为180万）。
2011年，大陆赴台湾的游客超过170万，并几乎占当年赴台游客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大陆游客给台湾旅游业带来了春天。目前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航班达到每周550余班。
预期寿命也有了大幅增长。
香港女性预期寿命位列世界第二，将近87岁。
在上海，人们的预期寿命从1975年的73岁增长到了2010年的82岁。
体育可能是中国融入世界最清晰的象征。
在短短的12年间，中国成长为一个奥林匹克大国。
澳大利亚也提供了帮助。
澳大利亚奥委会向中国提供了慷慨的支持，来保证2008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悉尼奥运会之前，中国根本就不在竞争的行列。
在伦敦就完全不同了。
体育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
亚运会2010年在广州举行。
广州新建或翻新了53个用于比赛的场馆和17个用于训练的场馆。
它们现在已经成为广州体育图景的一部分，包括中国第一个板球馆。
我记得奈维尔•冉（Neville Wran）在1979年，当广东的省会还被称为Canton时，建立了新南威尔士州和广东省的友好姐妹州/省关系。
这是世界首次。
我想指出，广州提供了中国逐渐开放的有趣例子。
今年7月，广州直播了市人大常委会议，这是首次播出这种会议。
广州市人大官方网站和其它一些当地网站上传了该视频。
直播能够帮助群众更好地理解人民代表大会系统，并增加政府透明度。
广州计划今年在网上播出15个类似会议。
虽然是一小步，但是表明中国正在开放。
中国的经济发展无疑令人赞叹，但是正如今年年初世界银行警示的，到2030年中国将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在低收入和低增长率中徘徊。
为避免这一陷阱，世界银行呼吁加快经济改革来强化市场经济的基础，包括增加人力资本、保护环境和创建增加竞争的系统、规则和政策。
这些改革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将中国的金融系统和世界金融系统相融合。
中国已经迈出了所需的第一步——今年8月，政府发放了13.4亿美元的新配额，允许外国基金经理投资中国金融市场。
如果能够加速这些改革，中国将在2030年实现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目标。
澳大利亚和中国
那么，澳大利亚在这个图景中的位置在哪里？
大家都知道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资源贸易。
• 我们是中国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商。
• 第二大煤供应商。
• 和第三大液化天然气供应商。
但是我们也在其它领域进行着合作。
在面对新兴中产阶级的期望和老龄化人口的时候，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社会安全、医疗和保障系统越来越感兴趣。
澳大利亚正和中国的汽车公司一道研发新的绿色技术，包括一项在广州开发电动车基础设施的战略合作协议。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服务出口在2011年的总额为57亿澳元，主要来自于教育和旅游，并在过去的5年里年增长速度为11.3%。
我们的高等教育产业在吸引中国学生上所作的工作让人赞叹。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海外留学生来源地。2011年在澳大利亚教育机构中注册的中国学生达到近16万人。
中国也在认真地完善自己的教育体系。目前中国有22所大学位列世界最优秀的500所大学，8年前还只有12所。
到2030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人数有望达到2亿，比美国的劳工者总数还多。
在过去的5年里，实际上所有美国领先文化机构都建立了中国艺术项目或者和中国相关机构建立了合作。
澳大利亚芭蕾舞团的50周年纪念活动将包括一场中国国家芭蕾舞团的演出。
澳大利亚国家肖像馆将于2012年9月至2013年2月举办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大的当代中国肖像画展览。
当然，我们还希望看到更多。
我们特别希望看到两国间更多的投资。
我们应该抵制这种倾向，即在面对中国向澳大利亚投资时退回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口号思维。
事实是，2011年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只相当于当年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2.6%。
最大的四个来源国是美国、英国、日本和荷兰。
欧盟作为一个地区，仍然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国外投资来源地，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34%。
正如我的前任亚历山大•唐纳本星期（9月10日）在《阿德莱德广告人报》所写的，“亚洲资本与美国和英国资本同样好”。
中国已经在经济开放上取得了进步，但是在货币、资本控制和投资上还有很多要做。
并且确实还有很多投资的障碍。
但是，外国对澳大利亚矿山或农场的所有权会限制我们对产量的控制或者危害我们的食品安全这种想法绝对是不正确的。
澳大利亚联邦、州和当地政府决定土地的分区和环境标准，他们制定投资法规。
正如前新南威尔士州总理奈维尔•冉在被逼问关于房地产领域的国外投资时曾说过，“他们不能把房地产拿走”。
结论
由于我以基辛格开始，我也想引用他的话来结束。他40多年在这一问题上的行动和思考让我们应以敬意来倾听他的话。
在他最近的一本关于中国的，标题即为《关于中国》的书中，基辛格写道：
这个问题最终归结于美国和中国能实际向对方要求什么。基于建立一个民主国家集团来遏制中国，组织亚洲进行一场意识形态的征战这样一个清晰的美国计划不太可能成功。部分因为中国是它大部分邻居们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出于同样原因，中国将美国排除于亚洲经济和安全事务以外的试图也会遭到几乎所有其它亚洲国家的抵制，因为它们担心由一个势力主导一个地区所产生的结果(256页)。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对我们本世纪在本地区面对的现实的明智平衡的描述。
它体现了塑造过去40年里澳大利亚政策的基本要素。
在这些事实和基础中有足够的空间让澳大利亚采取行动和发挥影响，既如基辛格所称的“协同演变”。在“协同演变”中“两个国家都为自己的国内
目标而努力，在可能的时候共同合作并调整他们之间的关系使冲突最小化”。
南中国海就是一个美国、中国和东盟国家需要找到和平协同演变的场所。
我们国家的利益在于保证本世纪伟大的成功事业——亚洲经济转型，不被南中国海的战略竞争而转移。
至少，因为我们从1972年以来一直抓住了基本要素，我相信澳大利亚能以清晰、一致和自信的姿态面对包括美中关系的演变在内的本地区令人激动而充满挑战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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