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陆克文对亚洲协会的讲话—
太平洋地区和平的前景：扩大之后的东亚峰会的未来
纽约
2012年1月13日
今天的世界正到达一个真正历史性的转折点。
历史潮流的出现总是比较缓慢。
然后会加速，常常也会有突然的爆发。
聚集了足够能量之后，就会到达一个临界点。而此时，无论是政界还是公众，都远未意识到这个临界点的出现。
这就是世界经济大国美国的情形。
过去130多年来，美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目前的十年，如果中国取代美国的位置，美国将不再是最大的经济体。
两周前，《经济学人》实事求是的指出，今后不到5年内，就购买力平价而言，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
如果根据相对实际增长率以及美元与人民币的相对价值进行合理预测，今后7年内，中国以市场汇率衡量的GDP将会更高。
那么，无论对于全球还是历史而言，2016年和2018年似乎都将是重要的时刻。
美国的经济处于全球主导地位，与之相应的政治和经济价值观也影响着全世界。这是几乎整个现代工业时代伴随我们的事实。
早在中国清王朝灭亡以前，
再到贯穿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证明具有决定意义，以及冷战的最后胜利。
美国起初奉行孤立主义，避免卷入欧洲帝国主义的战争。
后来转向国际主义，设计了1945年以后的国际秩序，其中包括联合国宪章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一切都以美国的根本战略利益为基础。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多年以来，这一无法改变的事实，一直是政治、经济、战略秩序的基础。
历史告诉我们，所有的强国都以经济力量为支撑，而经济因素也会相应的推动一个经济体的发展。
那么，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现在处于巨大的变革的浪尖。
除了简单的计算GDP，一系列经济衡量指标也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经济学人》再次完整地记录了这些指标。让我们看一看以下这些过去和预测的指标：
2003年，中国的国外净资产超过美国（现在，中国国外净资产为2万亿美元，美国净外债是2.5万亿美元）。
2007年，中国出口超过美国。
2009年，中国固定资本投资处于领先地位。
2010年是制造业产量。
2010年还有能耗。
2010年，中国批准的专利申请总量第一次超过美国的专利申请量。
在将来，
2014年，中国的进口总值将超过美国。
2014年，中国的零售业总量也将超过美国。
全球500强中，中国公司的数量目前只占美国公司数量的一半。但是2016年将超过美国。
2020年，中国股票市场资本将大于美国，超过华尔街。
最后，《经济学人》具有争议的预测显示，尽管中国国防支出只占美国的五分之一，但是按照目前的趋势，中国国防开支的绝对值将在2025年超过美国。
所有这一切并非偶然。
这是中国在过去三四十年励精图治的结果。
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侵略带给中国带来了近一个世纪的耻辱，中国领导人试图带领中国走出耻辱，独立自主的寻求国家富强，走向崛起，再次实现中国的复兴。
按照经济指标衡量，中国已经崛起。值得惊叹的是，这一成就的取得始于邓小平在1978年底提出深化国内外经济改革，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
而且，中国经济转型的动力源于自身，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十年。
这场金融危机对韩国和东南亚带来了重大影响，但是中国却完好无损。不仅完好无损，而且第一次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的动力，采取了《华盛顿共识》之外的发展模式，并参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制定。
又过了十年，当全球金融危机出现时，中国的作用再次得到体现。中国的需求对全球经济复苏起了关键作用（中国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带来了自身需求的增长）。
而当欧洲经济出现持续不稳，第二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威胁若隐若现时，我们非常高兴得看到，欧洲国家公开寻求中国的支持，希望中国干预欧元债券市场。
这些仅仅发生在过去的十年。
同样，这一切都不是偶然。
这一切源于中国深思熟虑的政策，充分考虑其他国家出现的经济问题，以及过去的十年，美国在伊朗、阿富汗以及广大中东地区花费了密集和几乎全部的军事及外交力量。
胡锦涛和温家宝都曾公开表示，在21世纪头20年，中国要抓住这些战略机遇。
早在2003年，胡锦涛曾提出要结合国内外趋势，走出自己的道路。这给中国带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和其他崛起中的国家一样，如果中国“错失机遇，就会落伍”。
2007年，温家宝再次告诫，虽然机遇“难得并且转瞬即逝”，但是新世纪的头20年，“我们必须牢牢抓住机遇并且有所作为”。
因此，中国格外努力的实现其国家目标，包括消除贫穷，国家富强，以及恢复在国际社会的合理位置。
当然，对于线性推测中国势不可挡的崛起所带来的危险，我们都非常熟悉。
中国领导人不断提醒我们，中国国内困难重重，任何一个问题都会使中国的发展偏离轨道。
据世界银行统计，超过1.5亿中国人生活在贫困中。
城市与农村的巨大收入差距（尽管需要记住，去年，中国城市人口在历史上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沿海与内地、中部与西部的发展差距。西部省份更加贫穷。
腐败问题。
大范围的城市污染。
对国外能源和原材料的高度依赖。
西藏、新疆和台湾的分裂势力。
计划生育政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人口值达到顶峰，老龄化进程加快，未来工作人口与退休人口比例令人担忧。
还有一个僵化的政治体制，不能容纳多元化和异己。比如各地具有争议性的土地拆迁引发的纠纷，天安门事件带来的危机和焦虑，还有个案如方励之、诺贝尔获奖者刘晓波，以及艺术家艾未未等。
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层次改变也值得关注，尽管这些变化很难衡量，通常要依赖主观判断，比如半个世纪以前韩丁关于中国乡村及地方群体的代表作《翻身》。
这还涉及到更大的社会学难题，即理解中国人目前对他们的政府的期望，而不仅限于关于中国民主和人权未来的争论。
然而，尽管面临巨大挑战， 尽管1978年以来经历了三代领导人变更，中国仍一如既往的追求自己的国家目标。今年我们还将看到中国的第四代领导人。
因此，我还找不到证据，来支持过去几十年各种各样的论调，包括中国处于瓦解的边缘，或者，中国日渐强大的中产阶级会带来一场中国的“阿拉伯之春”，推翻共产党的统治。
这些论调，可能更多的是一些人的一厢情愿，而不是真正关于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的分析。
邓小平曾告诉中国人要“实事求是”。
我们也有必要实事求是。
然而，关于中美经济的比较，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当我们分析中国崛起时，我们必须格外小心那些关于美国衰落结论。
数据仍然表明，美国将会继续发展，且由于大规模的移民项目，美国也没有迫在眉睫的人口问题。
此外，事实反复证明，美国和美国经济有着强大的自创能力，能不断产生大规模的创新、技术和企业。
因此，直到本世纪中叶甚至是更远的未来，美国仍将是一个强大经济体和重大战略力量。
现在的实际问题是，美国的发展和中国的崛起对地区和全球秩序意味着什么，包括在即将到来的几十年，对地区和全球的和平、繁荣及稳定意味着什么。
因为，之前所提到的历史性转折，现在已经来临。
对于他国决策者而言，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影响国际体系目前正在发生的变化，而不是仅仅显示出兴趣，成为不负责任的分析或批评家，带着礼貌或者不礼貌，被动的观察发生的一切。
如果我们脱离中美力量的对比，从一个更广的历史背景来看，我们要认识到中国经济跻身全球之首可能带来的影响。
这将是在500年前的西班牙帝国崛起后，第一个非西方国家统领全球经济。
这也将是继小威廉•皮特之后，第一个非民主国家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因此，不仅对于中国和美国，更对于亚洲、欧洲以及全世界，这都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与分析的议题。
因为，亚洲如何对待中国崛起，不仅仅只关系到亚洲的和平与繁荣。
亚洲对于这一变化的态度，将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
作为一个有着犹太基督教渊源的西方国家和民主国家，澳大利亚积极参与了亚洲所有的机制。因此，与大多数国家相比，澳大利亚有着独特的优势，率先体验到了这股改变之风。
一些关键问题包括：
首先，中国对未来地区和全球秩序的期望是什么？
其次，美国的期望是什么？
第三，我们亚洲其他国家的期望是什么？
第四，这些国家价值观与利益上的巨大差异是否能被包容？
第五，如果能被包容，那么如何产生制度性的影响？
中国对自身在全球秩序中的作用的看法包括多个部分：
首先，中国一直认为，中国的发展不能脱离国际环境，不能寻求文革时期的孤立发展。这既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利益（如加入WTO），也关系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然而，与此同时，中国也一直呼吁国际体制的改革。
长期反对单极化的世界，中国一直呼吁在一个真正多极化的世界里，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这一实现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建立在美国、中国、欧洲三极基础上的新秩序，或是最近出现的包括新兴经济体的新秩序，如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
更重要的是，对于任何有可能削弱中国对于日本、印度或德国力量的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中国都没有正式参与。
然而，通过“民主”和“多极”秩序来削弱美国的力量，将是中国持续的目标。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回避了一个事实，即通过自己的对外政策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
如果我们想象，中国仍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一样输出其革命意识。今天，中国的所谓“统一战线”仍在积极持续，但是已经完全致力于团结世界各地的华人“共同建设祖国”。
第四，中国反对任何企图通过国际体系向中国灌输西方意识形态（如人权、宗教信仰制度或民主），或者批评中国不符合这些标准。
第五，胡锦涛提出，中国在国内建设一个“和谐社会”，也主张建立一个“和谐世界”。
尽管许多西方人认为和谐这个词比较乏味（实际上在中国，很多政治概念的真正意思没有被翻译出来），实际上，和谐代表着中国试图包容不同的价值观，建设反映不同国家利益的国际秩序，致力于通过和平对话而不是武装冲突处理分歧。我一直认为，和谐世界这一概念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哲学渊源，可以被西方接受。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和许多国家一样，希望通过国际体系推动自己的国家利益。中国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地区和国际环境，以便更好的发展本国经济，实现消除贫穷、增加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社会目标，使人民安居乐业，远离过去的剥削与贫穷。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还积极寻求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中国作为现有的最古老文明的民族自豪感，尽管是否是最古老的文明还有待争辩。
这两个事实，是中国共产党继续其合法统治地位最关键的因素。
许多西方人仍不确定的是，这些国家目标，以及目标背后的国内外政策，是否是具有战术性或者战略性。
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长期以来关于邓小平的一个名言的争论—韬光养晦。中国的主要外交及国家安全发言人—国务委员戴秉国，最近明确和详细地提到、并且重新诠释了这一格言。
有人说，“韬光养晦”的意思是，中国遵守与“和谐世界”概念一致的国际准则，仅仅是一种战略。也就是说，一旦中国足够强大，中国将越来越多地采取单方面的行动。
也有人反驳，接受以多边准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目前是中国持续甚至可能是永远的原则。
目前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官方和半官方智库正在对此进行激烈的争辩。我的观点倾向于后一种看法。这是因为，以多边准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曾使中国受益，继续遵守这种国际秩序，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希望在未来影响和塑造这一秩序，而不是藐视这种秩序。
虽然如此，事实却是，本地区许多国家可能采取积极措施，做好准备，防止另一种可能（即中国在未来采取更多的单边行动）。
亨利•基辛格在他的代表作《论中国》中明确指出，中美世界观的主要差异在于美国的例外主义。这种观点认为，政治及经济自由是美国传统的灵魂，而且不仅是每个美国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也是也代表了每个世界公民的“山顶之光”。
关于这一传统当然会有实现手段的争论。一边是体制的改变，一边是以国际准则为基础的道德劝诫（例如<世界人权宣言>），而中间是积极的人权外交。
然而关键的不同在于此：中国政府根本不赞同西方人权观点的普遍适用性。
中国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每个国家都不应该干涉他国事务，因为这将侵犯国家主权，而国家主权是国际秩序的基础。对于中国而言，许多西方政治价值观与中国的价值观是不一致的，不仅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是如此，而且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传统上也是如此。
另外，除了人权以外，美国仍将自己视为目前全球及政治秩序的最终战略后盾。美国的伙伴及盟国也认为如此，尽管明显程度不同。二战以来，从朝鲜，到科索沃，到喀布尔，这是未曾改变的事实。
这一传统有着明显的矛盾；什么时候干涉，什么时候不干涉；是否所有的干涉都会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因为当年的伊拉克战争并未经过安理会授权；更为关键的是，美国是否还将有全球军事实力及国家政治意愿，来干涉自己国家利益以外的国际事务。
关于这一点的争论，目前也出现在美国《全球军力部署》报告中。
然而，地处亚太地区，美国在最近火奴鲁鲁、堪培拉和马尼拉的声明中明确表示，未来几十年，美国将不会从亚洲撤军。
这是因为，美国认识到，在本世纪，美国不仅在亚洲有着重要战略利益，亚洲还将逐渐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和战略的重心。美国重新开始重视在该地区的盟国。
美国及其大多数盟国，都将美国视为近几十年来亚洲和平的的战略稳定剂，在此基础上，才有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商业贸易的繁荣，以及民主的出现。
这里也是中美核心战略观产生摩擦的地方：中国认为，美国在亚洲建立的联盟是冷战的遗留产物，应当解散；而美国保留联盟的目的是为了遏制中国；并且通过该联盟，继续阻止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
另一方面，美国不容置疑的申辩，美国属于亚太地区，在亚洲有着长期利益，自从1979年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以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一直是明确的。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鉴于两岸主权问题的性质，以及《上海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案》的冲突，任何人都不应该低估，台湾有可能成为未来武装冲突的导火索。
那么，我们这些在亚洲生活、工作和存在的其他人呢？
亚洲的未来并不是中国和美国双方决定的—尽管中美关系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不管是在全球还是在亚洲，所谓的“两国集团”（ G2）的概念并不会在亚洲出现。
例如，亚洲其他国家的GDP总和大大超过中国GDP，并且大致相当于美国GDP。
此外，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其他经济体如印度、韩国、印尼、澳大利亚（20国集团成员）都在迅速增长。
仅以印尼为例。经济总量即将达到1万亿美元，年增长率持续超过6%，人口接近2.5亿。
在苏西洛总统及其经济团队的新政指引下，印尼很有可能在2030年跻身世界经济前六位。
而且，这些充满活力的新兴经济体，大部分都有完善的民主制度，并推崇开放的经济政策。
自由贸易协定也在扩展。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与东南亚的自由贸易协定目前已经对全部12个缔约方生效。该自由贸易区目前包含了超过3万亿美元区域经济活动及增长。
澳大利亚即将完成与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并与其他一些国家正在进行自由贸易谈判，包括中国、印度和日本。
其他国家也有同样的努力，包括2011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取得的重大进展，以及为其他形式的更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所作的努力。
如果从全球角度来看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经济活力：30年前，亚洲只占全球GDP 的20%和美国GDP的30%。
但是在今后五年，亚洲将接近全球GDP的1/3和略低于美国GDP的1/5。
大西洋曾经是全球经济的中心，那时候亚洲和太平洋还处于边缘。而现在这个位置正在调转。
数据显示，未来几十年，亚洲的和平与繁荣不仅关乎亚洲自身，也同样关乎全球经济的发展。
然而，亚洲地区国家正强烈意识到，未解决的领土争端仍在困扰亚洲大陆和群岛，而且每个争端都足以影响甚至破坏我们目前的繁荣。这些争端包括：
朝鲜半岛；
东中国海；
台湾海峡；
南中国海；
泰国/柬埔寨边界；
缅甸边境地区的内部冲突；
还有印度巴基斯坦关于克什米尔的未尽纠纷，以及印度中国边界未解决的地区。
因此，亚洲地区的安全政策还存在着薄弱环节，这可能与最近几十年越来越深的经济交往与融合背道而驰。
我曾经在其他场合说过，亚洲是21世纪全球经济的希望所在，但是阻碍亚洲发展的却是19世纪就有的领土和安全争端。
尽管一些纠纷在本质上属于内政，但是，我们如何一起绘制我们共同的方向，为一些难以解决、可能会失控的问题创造对话平台，是亚洲的利益所在。
还需要指出的是，很多这样的纠纷与中美关系并没有联系，尽管有一些有着明显关系。
总之，亚洲有强大的趋势支持民主，强烈的兴趣扩展开放型经济（包括国内和国外），以及坚定的利益捍卫国家主权，因为亚洲国家并不惧怕任何对其国内外主权的侵略。亚洲还有着共同利益和强烈愿望，避免向中国和美国两个集团分化。
我们看到的是建立合作机制和惯例的强烈愿望，为了在各种安全问题出现时合作应对，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本地区创造一种公共安全文化。亚洲的未来有着无限希望。
那么，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未来十年，美国、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不同的价值观、目标和利益，是否可以得到妥善处理、共存甚至是协调？
如果可以，那么这种关系是否能进一步制度化，帮助我们创造一个共同的未来，而不是阻碍未来？
否则，我们是否愿意走向另一种未来，一种基于战略偏差、意识形态冲突、不可调和的利益的未来？一种只能产生消极结果的未来？
澳大利亚相信，通过我们所说的创造性的中间力量外交机构，我们可以学习历史经验，为亚洲创造一个共同的未来。
没有历史决定论。
历史由人决定，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具有合理的知识还是孤陋寡闻的偏见。
不管中国和美国未来有什么样的冲突，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
这样的冲突会损害我们所有人的利益，并很可能背叛我们的核心价值。
在全球层面，尽管还有不足，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端，那就是二十国集团的建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七国集团不能代表新出现的经济情况。
中国、印度、巴西和澳大利亚合理的提出，全球经济治理主要机构必须能够代表经济力量转移的新核心—主要在亚洲。
因此，中国、印度、韩国、印尼、澳大利亚、日本开始坐在一起谈判，研究全球政策，应对金融规则、全球金融不平衡、全球经济衰退，以及改革国际金融机构，赋予新兴经济体更大的发言权。
中国目前在二十国集团已经发挥了重大的建设性作用。
正如鲍勃•佐利克5年前提出的框架，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确实表现出，中国愿意并且能够成为负责任的大国。事实上，如果没有中国，全球经济不可能如此迅速的复苏。
二十国集团提供了讨论全球敏感金融问题的框架，比如未来的人民币价值、未来的全球储备货币以及未来可以使用的各种一揽子货币建议方案。
中国在寻找自己全球位置的过程中，正越来越多地转向自己的集团—金砖国家。
中国正与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一起，努力提高新兴经济体在二十国集团主要谈判中的地位，包括贸易、气候变化以及其他谈判。
金砖国家定期举行各种级别的会晤。这将是国际体制中一个持续特点。然而，没有美国的参与，不管在亚洲还是在其他地区，这一机制并没有提供一个处理共同挑战的公共平台。
在亚洲，一些机制已经建立。
东盟是目前亚洲最为成功最为持久的机制—将昔日的对手变为伙伴，2015年将东南亚变成一个经济共同体。
亚太经合组织最近刚刚度过了20周年纪念。亚太经合组织在促进贸易自由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通过推进开放的市场，亚太经合组织已经成为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
但是，亚洲的机制还有一个不足。还没有一个广泛的机构能包括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包括中国和美国），并且有足够广泛的权力提供一个处理各种地区挑战的公共平台，以及在峰会层面解决这些问题。
基辛格博士在其近作《论中国》中提到了建立一个太平洋共同体：
那些认为中美两国注定冲突的观点，是把中美两国看作太平洋沿岸的对立集团。但这对两国都将是灾难。太平洋共同体的概念是，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同属太平洋地区，共同参与该地区的和平发展。中美都将是这个共同事业的一部分。共同的目标，以及双方为共同目标的努力，将在某种程度上取代战略不安。其他主要大国，如日本、印尼、越南、印度和澳大利亚，都可以参与这个联合共同体的建设，而不是在中美两国集团中分化。
这也反映了澳大利亚的观点。澳大利亚在2008年提出了亚太共同体的概念。
澳大利亚认为，我们可以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增加一个政治和安全部门，由此演变成亚太共同体。尽管没有印度的参与，以及台湾、香港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存在，这一设想会困难重重。
第二条道路是因为俄罗斯远东和俄罗斯，扩大东亚峰会的范围（目前已经包括东盟和三个东北亚国家，以及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吸收美国加入。这条途径的优势是，东亚峰会已经有处理安全及经济事务的广泛权力。
这一设想在2011年巴厘岛东亚峰会上得以实现。第一次在亚洲历史上，中国、美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坐在一起，在首脑层面共同商议亚洲的未来。
这也代表了共创亚洲未来的历史机遇。
在这次开端性的峰会上，各国领导人提到了如何解决南中国海长期以来的问题。东盟正与中国一起研究制定一个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这是一个积极进展。
澳大利亚和印尼联合提议，亚洲建立应对未来国家灾难的策略，并对此达成了共识。这也是亚洲的重点之一--当下一个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必须能说，我们已作了更好的准备。
这是亚洲地区应急与武装力量之间可能的软安全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因此将可能发展成为增加地区信心和安全的途径，包括中国和美国。
根据东亚峰会领导人决定，峰会财长将于2012年进行第二次会晤。这在制定未来财政合作计划上又迈开了实质性的一步。欧元区的危机表明，鉴于全球金融形势的不稳定性和持续蔓延，且金融危机很有可能带来一场更广的经济危机，各国金融体系之间需要进行全面系统的合作。
最后，东亚领导人在社会和环境政策等合作领域也有进一步举措，建立了教育部长定期会晤机制，以及气候变化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合作项目。
奥巴马总统在巴厘岛呼吁扩大东亚峰会的工作重点。我们同意。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却迟到了几十年，因为一直以来亚洲没有一个核心机构推动未来的合作议程。
新的机构会如何处理几十年来的不信任，我们对此不会天真。
未来还将有很多次检验。但是就更广范围的地区合作而言，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丘吉尔曾说，“动口总要比动武好”。
首先，领导人层面定期举行对话机制，并将安全政策的讨论视为一个正常议程，这种惯例本身就是一种正常化。否则，单纯的双边对话次数少并且遥遥无期，中间又会节外生枝、产生误解或者危机。
其次，美国和中国举行安全对话，其他直接受对话影响的国家加入（亚洲国家本身），这本身就是建立一种合作惯例，而不是对冲突听之任之。作为建立在具体行动上的具体原则，公共安全这一概念更是一种惯例。
第三，基辛格博士曾提醒我们，亚洲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如何设想。这是对的。但是，我们亚洲其他国家不希望看到自己成为冲突的牺牲品。
亚洲其他国家也共同影响着对亚洲未来的战略设想，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第四，我们不应该惧怕如何处理可能发生的重大挑战。朝鲜核武器和核扩散不仅只关系到六方会谈的参与方。朝鲜拥有的核武器和火箭的射程会使我们都受到影响，不管我们是否愿意。
最后，长期的合作可以建立透明度、信心和信任。更多的公开军费开支和军事演习，增加信心和安全建设措施，有助于这种信任的建立。
然而，在可预知的未来，中美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念上的主要分歧，仍将与我们共存。
但是，在中国的“和谐世界”概念里，美国、亚洲其他国家、还有全世界可以与中国一起努力。
这一概念与未来以多边准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发展是一致的，包括亚太地区的秩序发展。
如果共同的战略设想在中美之间最终难以实现，那么，在双方同意标准下的战略共存则应该实现。
澳大利亚政策对这些问题持乐观态度。澳大利亚将积极继续参与本地区建立未来公共安全的进程。
这些都是历史时机。
和平在历史上多次出现—有时持久，有时短暂。
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美国主导下的世界和平—但是，在这背后都是一个国家拥有支配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
我们今天面临的任务是，我们是否能一起合作，创造未来历史书有可能称为“太平洋和平”的事业。这一和平最终以公共安全准则为基础，承认中美之间的现实以及未来美国盟国的继续存在。
如果我们为这一未来共同努力，那么，我们就做到了吸取历史的教训，而不是简单的重复历史，我们的子孙和全世界都会因此而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