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总理
马尔科姆 ·特恩布尔议员阁下
2018年8月7日 星期二
在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的致辞
非常感谢校长先生热情的欢迎。感谢您对我们所在这片土地的传统主人原住民的致意。
来访新南威尔士大学令我十分欣喜。如您所说，我的诸多缺点之一便是我并非毕业于贵校，但是我可以说我的夫人露西·特恩布尔博士（Dr. Lucy Turnbull）为无法前来向她的母校致歉。
[笑声]
新南威尔士大学将自己形容为澳大利亚的国际大学，并因此深感自豪。我今天想与各位探讨国际教育对我国及本地区做出的贡献，并将着重探讨国际教育在澳中两国间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各位在此从事的工作正是用最切实的方式向印度-太平洋地区的邻国展现，我们致力于本地区发展的决心是坚定而长久的。因此，澳大利亚的教育者，包括在座各位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教育者，便成为我国最宝贵的资产之一。
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本届政府的《2025国际教育国家战略》体现了我们一直以来的决心，即不断巩固澳大利亚在教育、培训及研究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
贸易协定、经济合作及安全协议都能够让国家间产生凝聚力，同样，尽管澳大利亚与本地区合作伙伴国之间远隔重洋，各位创建的学术合作关系也能够成为国与国之间的桥梁，将世界各国团结起来。校长先生，您提到贵校有成百上千的校友遍及全球，正是他们支撑着我们乐于见到的，充满活力的经济增长与合作伙伴关系。
一直以来，澳大利亚教育在维护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与繁荣方面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常说，安全与繁荣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国际教育远非留学生到澳大利亚求学，拿到学位就离开那么简单。每位留学生的到来都是一段关系的开始，这一关系将发展、进化、延续，并最终令我们所有人受益。
今天在座的关晶博士就是此中的楷模。关博士是一位土木及环境工程师，于1999年在贵校完成博士学业，并在之后的十年中就职于水及废水处理技术中心（Centre for Water and Wastewater Technology）。现在她是北京碧水源科技发展公司（Beijing Origin Water）的首席科学家。这是中国最大的水处理膜技术企业之一，年产二十亿吨高品质中水。碧水源已渐成为新南威尔士大学强有力的科研伙伴机构。水资源安全是各国都在面对的挑战，在这方面携手合作顺理成章。
各位能够想见，贵校进行的大量水技术研究，尤其是在关博士的研究领域，是多么适时。尤其是现在，澳大利亚东部正在遭受极旱之时，各位更加可以想见地下水方面的研究是多么有意义。
关博士的经历只是一个例子，像她一样，成千上万名留学生即使学成归国，仍然从事着会令澳大利亚也从中受益的工作。历史上，澳大利亚总是在对世界开放的时候获得最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澳大利亚全面参与并致力于维护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共同繁荣与安全时，本地区也从中获得最大益处。
这也正是孟席斯政府在1950年1月如此努力建立科伦坡计划（the Colombo Plan）的原因。该计划通过发展教育与培训，为本地区带来安全与繁荣。新南威尔士大学是澳大利亚首个迎来科伦坡计划奖学金留学生的大学。而今，我们如此充分地认识到这些交流项目的价值，因此创立了新科伦坡计划（the New Colombo Plan），帮助澳大利亚学生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国家留学和实习。
这些学生去往印度尼西亚、中国、印度、日本、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每个学生都代表着澳大利亚致力于维护本地区繁荣发展的决心。他们帮助增加我们对邻国的共同了解。他们建立的个人联系是国家间关系的根须，而我们的国际教育产业为此努力提供养料。
新南威尔士大学致力于建立国际合作伙伴关系及协作项目，尤其是通过火炬项目与中国进行合作。中国总理李克强与我本人曾在2016年在人民大会堂欣喜地见证了这一火炬创新园区建立协议的签署。
我引用李总理的原话，将这一项目形容为“双边创新创业合作中一座闪亮的灯塔”。他的形容是准确的。肖恩·李（Sean Li）教授对石墨烯强化高性能电网输电电缆的研究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李教授今天也在座。他原籍广州，取道新加坡来到澳大利亚。
今天在座总有些人对能源产业并不那么了如指掌，稍作解释，石墨烯是一种超薄的弹性材料，导电性比铜好百分之四十。因为这项研究，新南威尔士大学与中国企业杭电之间签订了价值两千万元澳币的协议。该成果预计将能够将传输效率提升百分之五。百分之五听起来也许并不起眼，但是在中国，百分之五的效率提升意味着将节约两千七百五十亿度电，这比澳大利亚全年总发电量还高。
因此这是极好的合作。如今，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应对更高的能源需求与成本，这一合作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合作帮助我们在保证生产的同时节约能源消耗、降低全球二氧化碳排放。该合作的知识产权归澳大利亚所有，因此也能为我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正如李教授所说，无论在澳大利亚还是在海外，想获得学术研究的最大益处都必须进行产学合作。
澳中之间最有国际影响力的协作项目之一是由马丁·格林（Professor Martin Green）教授率领的。他将太阳能光伏效率与成本进行革命性的优化，并因此在今年早些时候荣获极具影响力的全球能源奖，是首位获得此奖的澳大利亚人。格林教授和他率领的团队从1970年代就开始进行太阳能光伏研究，到1998年他们已将硅太阳能电池的效率提升了百分之五十。
与此同时，他的一些学生（包括施正荣）毕业后在中国成立了太阳能电板生产制造企业，而且中国几家最大规模的太阳能企业当初就是澳中合资企业。用马丁的话说，当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都把大部分精力放在风能上，认为风能是最有潜力的可再生能源，因此中国太阳能产业很大程度上是依赖私企投资才得以起步。
这一协作仍在继续，制造工艺与技术不断改进，使太阳能发电的价格变得远比此前廉宜。我记得2007年我担任环境部长，对这一技术充满热情，但成本的下降，即光伏技术均化发电成本下降的程度远远超越了我对此最异想天开、最乐观的预期。
而这一进步很大一部分来自贵校的研究。新南威尔士大学开发了钝化发射极背面接触电池（PERC）技术，将发电效率提升到百分之二十五。目前全球大多数太阳能电池都使用这一技术，世界上大多数太阳能电池采用了这一技术，而格林教授在他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实验室中验证的替代技术，将把效率提升至百分之四十。想象一下，这样的技术提升能够带来怎样的效果。
光伏效率的提升、以及实现这一提升的科学技术，都来自澳中科学家的合作。格林教授说，他麾下的一百位博士生里，有一半是中国学生。
李教授和格林教授，以及数百位与他们并肩合作的澳大利亚与中国学生既是两国间绝佳协作的基础，也是这一协作的成果。而且他们让我们对未来充满更高的期许。
而我本人与中国的渊源始于数十年前。早在1994年，我就在中国北方的河北省工作，探索矿业的机会，并建立了一座现在已发展成很大规模的锌铅金矿。那时候与现在一样，澳大利亚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协作的精神--都是至关重要的。
而且当时与我共事的一位地质学家周波博士今天也在座。他在中国受教育，并在悉尼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这是他的缺点，校长先生--但他确实是在贵校进行了博士后阶段的工作，所以也可以算是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人。从那时起他也往返与澳大利亚与中国之间经商，参与项目包括此前提到的蔡家营矿区。所以今天在这里见到他我也很高兴。
所以我说到家庭关系和与本地区的联系时，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各位知道，现在有一百二十万澳大利亚人有华裔血统，其中有两个正是我和露西的孙子女。
这是非常深远的关系，是有着巨大机会和潜力的关系，也是日益深远强大的关系。
假如没有才华横溢、活力十足的华裔澳大利亚人为我们的国家做出的贡献，现代澳大利亚不可能拥有今天的成就。澳大利亚是当今世界最成功的多元文化社会，而华裔澳大利亚人是这一社会不可或缺的脉络。
我们仍在迎来中国学生、游客、科研人员和投资者。当然，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是从1972年我国开始实行“一个中国”政策开始的。那时，澳大利亚与中国达成共识，在彼此尊重、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双边关系。这段真正令人惊叹的旅程正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两国都开始了改革进程，降低壁垒、开拓增长途径、从人员、商品、投资和创意的交流与交换中获取动力。
在2016年我作为总理首次访华时曾在上海说过，我们两国的关系是一个互相影响、互相改变的故事，这些影响和改变带来了更多就业机会、更多增长、投资和繁荣。
澳中两国人民也因此而更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们致力于与中国国家领导人共同推进两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一个绝佳的框架，让我们在其中推进双方共同及互补的利益。这一关系和中澳自贸协定一样，都是习近平主席2014年对澳大利亚历史性访问的成果。
我们乐于见到中国的惊人成功，我们也抓住了这一成功带来的很多机会。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邓小平先生曾引领这一历史性政策多年。
邓小平当然沿用了明代航海家郑和的旅程故事，做出了中国闭关锁国则弱，开放方能强盛繁荣的著名指示。虽然历史背景非常不同，但现代体验是相似的；澳中两国都从开放贸易与投资中获得更大繁荣，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有赖于两国持续加深的协作关系。
印度-太平洋地区各国国情千差万别，既有美国、中国、印度、日本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巨大国家，也有一些世界最小的岛国，然而本地区成为安全与繁荣的典范，这是因为本地区各国找到了共同利益所在，并尊重彼此的国情差异。
是的，我们理当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但正如去年我们的外交白皮书所言，我们坚持致力于协作与合作伙伴关系。多年来，本地区的安全与和平都是基于美国的参与，数十年来都是如此。当其它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强—我并非仅仅指中国，这一点我要提请各位注意—我们就更加需要基于彼此尊重基础上的协作，这比以往更为重要。
换句话说，澳大利亚的协作本能更加适应当今世界，因为各国间联系更为紧密、彼此依存度更高。本地区国家必须更加紧密协作，因此我们更致力于支持地区性联盟，比如东盟、东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和太平洋岛国论坛，这只是其中几个例子。
多年来我和几乎所有人一样，都在就本地区尤其是中国的地缘政治进行思考、写作及演说，因此，请允许我简单概括一下众所周知的事实、指出一些误解，并提出我认为是更清晰的一些思考。
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变革的速度与规模史无前例。这是值得深思的。只要想想革命性的设备之一智能手机就好，第一部iPhone是2007年生产的，这并没有过去多久。
这一变革在本地区体现得最大、最快。取决于不同的计算方式，仅仅四十年中，中国从几乎不参与全球经济变成了世界最大或第二大经济体。以贸易条件指数计，中国是半数G20成员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其中当然也包括澳大利亚。
快速的变化可能令人不安。但是如果像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一样用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假设这种快速变化会带来不可避免冲突，就是个大错误。同样，假设中国会接手苏联在冷战中的角色与美国对抗，因此美国及其盟国将要或应该努力限制中国发展，也是错误的。
那么，一个更加强大、更加富饶的中国是否会在国际事务上发出更加自信、强硬的声音？当然会。中国是否会努力说服其它国家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是否会尝试获得最有利于本国的贸易条件？当然会，每个国家都会这样做。
但当然，当谈到贸易时，我们不应忘记，保护主义只能适得其反。我将其形容为“将低增长率陷阱挖得更深的铁锨，而非帮你从这个坑中爬出来的梯子”。我在杭州G20峰会做出这个描述，而在同一次会议中，习近平主席将采取保护主义形容成“将自己锁在黑屋子里”，这两个暗喻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
只要条件平等，贸易中总是会有更多赢家、带来更高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澳大利亚在全球各地努力促进自由贸易与开放市场。
因此在这飞速的变化中，澳大利亚仍通过与中国共同谋求基于彼此尊重理解基础上的双边关系来维护自身利益。我们采取措施促进澳大利亚繁荣、确保决策独立、保障人民的安全与自由。通过这些努力，我们支持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这一秩序下，强权并非公理，各国尊重彼此主权；这也是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11月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两院演讲时赞同的原则。他在演讲中说：
“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对所有国家都是适用的，各国不论贫富、强弱、大小一律平等，这不仅是指权益上的平等，也是指在国际规则上的平等。”
全球基础设施投资是各国应以现有方式，比如亚洲开发银行及最近建立的亚投行，继续合作的极好例子。
贸易部长乔博最近在上海指出，在评估过一带一路倡议之下各项目的优势，并认为项目与我们的目标、标准及工作重点一致的前提下，我们期待与中国就一带一路项目开展合作。
总体上我们乐于见到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获得更大投资。的确，澳大利亚对外资，包括中国投资，所持态度之开放，在本地区难出其右。我们乐于与中国、美国、日本和太平洋地区其它国家合作，确保我们各自的参与，包括贷款，促进达成我们的共同目标。这一共同目标是促进太平洋地区各国的可持续经济发展，维护各国人民自由与福祉。
我们可以进行合作的具体领域之一就是克服本地区的能源挑战。为边远地区提供可负担、可持续的能源是澳中两国都面临的挑战。澳大利亚在离网应用方面积累了重要的技术经验，中国幅员辽阔，改善边远地区能源供给也正是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我期待与中国国家领导人进一步探讨抽水蓄能项目的合作，在这方面中澳两国先后积累了可观的专家知识与经验。
现在，政府正在做出史无前例的重大科研投资，其中包括我们对年度杰出澳大利亚人奖得主米歇尔·西蒙斯（Michelle Simmons）的工作提供的支持。在新南威尔士大学量子计算通信技术中心（Centre for Quantum Compu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西蒙斯和她的团队正在进行世界领先的研究，尝试用硅材料制作量子计算机芯片。
教育使得我们的劳动力更为多元化，让澳大利亚劳动者拥有一系列技能与适应能力，使他们得以在现代经济中获得成功。
过去二十年中，我们的大学和技术及继续教育学院体系培训了成百上千位新的医疗护理及社会工作人员，帮助该产业在这段时间中做出最大的就业增长贡献。国家残障保险计划（NDIS）只是一个最新的例子。国际教育现在已成为我国价值308亿澳元的出口产业，是我国第三大出口产业，也是最大的出口服务业。
这一成功的影响远远超越校园的范围。国际教育业产生十三万个全职就业岗位，创造的效益渗透至各经济领域；零售、旅游、餐饮酒店业、医疗健康服务及诸多其它产业都从中受益。
现在，我们的能力，即澳大利亚从本地区的机会中受益的能力取决于我们与本地区之间强有力的联系。教育业对此所拥有的影响力几乎没有其它产业能够比拟。请各位环顾四周，在这里，各位看到的是一个很小的群体，或者说是个小的样本，而这个样本代表的是本地区各国间大规模的交往和协作。这使我们得以繁荣发展，给本地区各国带来好处，为我国以及我们的邻国带来好处，并成为我们所共同期望的和平、安全及繁荣的基础。
我坚信，在座各位教研人员将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不断精进，并在过程中重申各位的独立性及坚持学术自由的价值。因为正如伊恩，校长先生一开始时强调的，这一点是各位最伟大、最珍贵的资产。
我们的大学在澳大利亚与本地区交往与融合的经历中起到关键作用，对这些激动人心的时代，尤其是现在这一最激动人心的时代提出的挑战与展现的机会做出了回应。校长先生，我知道贵校将通过这些回应在我们的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
非常感谢各位。
[掌声]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