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亚洲做好准备的人民，为亚洲做好准备的政策
首先我要感谢PAUL所做的介绍，并对所有来宾对我的热烈欢迎表示感谢，尤其要对澳大利亚人报和华尔街日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举办这样一个活动。中国的崛起，尤其是中国中产阶级的惊人增长，与全球金融危机并列成为我们此生两大决定性经济事件。这两大事件正在改变着我们的世界。的确，中国回归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是自200年前工业革命重塑西方世界以来最重大的发展。因此，中国的崛起对我们在全球上层建筑中定位的意义绝对是今天这个如此高规格的聚会中值得讨论的重要话题。我非常感谢有机会在此与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想法并与小组中各位尊敬的同仁随后进行探讨。我知道，到了这个阶段，各位已不希望再听我赘述太多同样的理由或是背颂同样的统计数据。我今天只希望与大家分享一些我作为澳大利亚国库部长的个人见解。我已访问过中国七次，可能比自联邦成立以来我所有的前任访问中国的次数加起来还要多。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统计数据，但是反应了二战以来澳大利亚历任国库部长重心的变化——从曾经的伦敦，纽约、东京到如今的上海和香港。
在我看来，对一个现代澳大利亚国库部长来说，没有什么比发掘如何利用亚洲的发展来提高更多澳大利亚人民生活水平更重要的工作了。因此，我非常希望把我今天讲话的重点放在为什么这个特别的阶段在我们对于中国的思考中如此重要。然后，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亚洲世纪的白皮书”的一些情况。我还将就在最大限度利用中国崛起提供给我们的机会方面，公有和私有部门能够做的相关贡献做一些探讨。
我要说的第一点就是：2012年对1972年以来的中国和中澳经济关系都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一年。当然，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最高领导层中发生的大量变化，正如理查德•麦克格雷格（Richard McGregor）在他的书中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过程。我没有必要对即将到来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种种推测再做任何添加了。从澳大利亚的角度看，我们与中国当前和未来领导人建立起的强劲关系让我们感到自信。比如，我自己与李克强副总理相处了很长时间。2008年，我还处于就任国库部长的早期，从那时起我在澳大利亚和中国曾多次与他会面。正如我在20国集团会议中曾多次与中国高级领导人会晤；也曾与中国财政部长和人民银行行长和国家发改委主任会面；我还在领导人峰会的间隙与中国领导会晤等。所以，当今年年底前中国新的领导人就任时，我们已经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打下了进一步加强这种关系的坚实基础。除了中国领导层的过渡，2012年在我们的双边经济关系中还肩负着重要作用。这一年中需要形成一个如何看待我们的经济及其与中国经济相互影响的转折点。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澳大利亚人开始明白挣钱容易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的一年。
那些把手一伸，坐等钞票从中国滚滚而来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以依靠迅速增长的煤和铁矿石的价格而实现的经济增长来评判两国经济关系的日子也已远去。现在看来，2011年似乎达到了澳大利亚商品价格激增的顶点---正如我们的预算所预期的那样。这种商品价格的激增已持续了将近10年，同时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刻影响。我现在说这些不是因为最近关于商品价格或是中国增长放缓而产生的种种评论。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评论被夸大了。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来自中国的需求不能永远支撑快速上涨的商品价格，或是永远成为收入增长的来源。这种变化会给一些人带来困难，但我们同时应该明白，虽然价格增长会有停滞，但对资源需求的热潮会持续长久。资源热潮能够带来一系列的增长。首先是价格，其次是投资，然后是出口额。虽然价格的顶峰已经过去，但我们期待价格能够在中期继续高位运行，尽管这期间会经历一些周期性波动。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经济中会有一个前所未有的投资热潮。许多项目已经确定，而且投资周期有着几十年的跨越。因此，不光是投资还会继续运行，我们还开始看到了其中持续的益处---在未来若干年中继续使出口增加的更强的经济能力。这经常不为人们所理解的原因在于人们往往忽视细微差别从而将舆论推向绝对。
虽然我们已经走过了资源热潮的第一阶段，但是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一起更好地发现我们的强势所在以及摆在我们面前的机会。因为随着亚洲中产阶级在规模上的膨胀，我们会看到机会的逐渐显现——这些中产阶级更多需要我们的食品，我们的服务和我们的技术。由于我们在开启亚洲世纪时具备这些巨大的优势，因此我们在获得机会时处于优越的地位。我们拥有一个开放、灵活而富有弹性的经济——是世界上最强劲的经济之一，是一个建立在勤奋工作，一系列正确的决策和坚定的改革基础之上的经济。我们拥有技术精湛，勇于创新和多元文化的人口；世界一流的机构和高水平的生产力。我们不再受到地理位置的阻碍。地理位置首次在我们的历史中成为了优势，而不再被描述为“距离的暴政”。想想看：在过去50年中，距离澳大利亚一万公里内地区的产量在全球产量中占据的份额实现了翻倍——从15%上升到大约三分之一。到2025年，这一份额还会进一步增长，全球产量的一半都将从距离澳大利亚海岸线一万公里的范围内产生。所以，我们在恰当的时间身处恰当的位置，只是不能再坐等好处的降临。我们要以冲刺的速度跟上如此迅速的变化。我们必须要多样化——所以我们在服务业和旅游业以及其他行业的出口中正像我们在传统的资源领域中做得一样好。我们需要合作——以便我们能够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并在这一过程中协同努力。
这正是为什么《亚洲世纪的白皮书》作为一个规划和政策工具对我们如此重要的原因。我们打算不久之后就发布这个白皮书。我想给大家大致讲一讲这本书的内容。白皮书会为澳大利亚如何成为一个更有活力、更加灵活和繁荣、与本地区紧密联系并且对世界开放的国家制定一个路线图。白皮书会为我们的国家设定一个长期规划，并制定澳大利亚到2025年以前需要实现的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国家目标。白皮书针对的不是未来12个月，而是未来12年。如果我们真想在亚洲世纪获得繁荣，这些目标将有助于政府、商界和更为广泛的社区关注这些主要任务。白皮书让我们将目光放的更宽更远。它会为我们的国家确立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途径，在锁定机会的同时应对可能出现的挑战。这些途径有些可以立刻采纳，有些将被采纳，但大多数都是我们需要在多年里一直采纳的途径。毕竟我们现在谈论的是本地区长达一个世纪的转型——它远远大于一个预算或是一个商业战略所能包涵的；也远非一届政府期内即可经历完成的——这是一个跨越几代人的旅程。白皮书将探究能使澳大利亚在本世纪中成功前进的关键的政策方向。其中涉及通过包括教育和技能、创新、基础设施、税收改革和监管改革在内的五大政策支柱锻炼我们的应变能力和提升国内生产力。这意味着寻求运作以及与不断增长的亚洲市场联系的新途径，以及为更加安全和具有可持续性的地区作出贡献的新方法。这要求澳大利亚人民与我们的邻居们在各个层面开拓更深入更广泛的关系——不仅是通过经济和政治上的联系，还有社会和文化上的联系。随着时间的推进，所有这一切都需要领导力、合作、远见以及政策上的创新。
我刚刚讲到的一些大的方向是讲政府主要可以做什么来保证在这种关系中整体布局的正确性 。作为一个一直相信政府行为的强大和积极力量的人，我知道这有多么重要。然而虽然政府会尽量正确部署，但我们却不能够保证结果如何。若让我总结五年以来我作为国库部长所明白的事情，那就是最充分地利用“亚洲世纪”既取决于私有部门，也同样取决于政府的所作所为。此外，还取决于人民的意愿——商界、学术界、艺术届，以及一切愿意付出努力的领域——去接受并且适应变化。并将此与他们个人的奋斗目标相结合，继而与国家的奋斗目标相结合。简而言之，这取决于国民的进步和能量。即便是正确确立了基调，还有太多需要依靠商界、大学以及类似机构的地方。正如在任何企业中，我们都需要灵感来获得成功。然而，借用历史上最著名的发明家之一（爱迪生）的话说，我们还需付出大量的汗水。所以我觉得在今天剩下的时间里就此进行充分探讨至关重要。
我的主要想法如下：
我们不只需要灵活的、充满活力的市场——这些的确重要——我们还需要灵活的、充满活力的人民。我们需要关注亚洲的人民，还需要关注亚洲的政策——这是我们在由中国崛起主导的亚洲世纪中取得胜利的方法。运气或是地理位置无法为我们带来繁荣。我们建立人民之间和企业之间长久联系的意愿和能力越来越成为决定我们命运的因素。这意味着更多的澳大利亚人“认识亚洲”——这个说法是由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大使及惠特拉姆的中国顾问费斯芬博士创造的。他将其描述为澳大利亚拥有“普遍掌握一门亚洲语言的民众，有关亚洲的习俗、经济和社会的知识广为流传”。“这样的知识不是对我们的工作略有帮助，而是提升我们工作能力的核心。”
整个白皮书都是围绕着这一要务，在一些深入探究过的经济政策领域外，寻求更为丰富，更具人文视角的文化认知。正如费斯芬博士所说，“认识亚洲”比仅仅知道一门亚洲语言有着更为广泛的含义。当然，掌握一门亚洲语言本身也很重要。这还需要我们的国家更为全面地提升使澳大利亚能够在亚洲获得成功的能力和了解。我们要从学校、工作单位和机构做起。因为我们需要激励和打造一代与本地区有着更多接触，更渴望参与本地区发展进程的学生、工人、思想家和政策的制定者。因此我们需要想清楚什么是我们能够给予年轻一代的真正的优势。是通过为他们提供世界最好的教育和培训体系，还是通过鼓励他们抓住与本地区接触、了解本地区的机会。围绕Gonski教育经费复审的讨论就包括了我们该如何与全力让孩子遥遥领先的亚洲邻居们保持步调一致的话题。更加概括地说，就是我们需要思考如何看待亚洲世纪中的自己。
作为一个面向东方的发达国家，我们该如何塑造自己的身份呢？我们的家园是在亚洲么，就向一位伟大的总理曾经宣布的那样？迄今为止，在澳大利亚现代经济史上，我们首次与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具有不同的政治体制，文化传承，语言，亦或是发达程度。我们取得成功的部分原因将取决于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拒绝和谴责近期我们听到的发自各类显赫的公众人物的恐外言论的能力。还将取决于我们的领导者的力量——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社会，还有媒体——来增加理性和进步的砝码，以抵御这种倒退的恐惧论的散播。我们需要坦率面对这种挑战，然而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一系列巨大而具有吸引力的机会——在澳大利亚现代史中史无前例的机会。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延续中国不为人知或是神秘的形象。我相信任何差异都可以通过探究和人类的共鸣来化解。这还需要我们与亚洲开展对话，而非发号施令的意愿。开展诚挚的，尊重他人的和细致的对话。我们不能低估我们在旅游、教育和移民方面已经建立的联系。例如，我们去年接待的中国游客超过了５０万。与此同时，３５万澳大利亚居民访问了中国。更加惊人的是，去年在我们的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和其他学校注册的中国学生超过13万。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单一国际学生来源地。这同样也是双向的。
就在上个月，我的同事Chris Evans议员启动了一项鼓励澳大利亚学生在他们的学位中“添加中国”（”Add China”）的重要举措。这为学生们在中国以中文或英文完成部分大学课程获得学位铺平了道路。这一计划并不是为了培养汉学家，而是为了扶植我一直在说的“认识亚洲”。我们不可忘记传承，以及那些已经在此的人们的技能。去年的人口普查显示，自2006年以来，普通话已经取代意大利语，成为澳大利亚家庭中最为普遍的非英语语言。而广东话也已超过希腊语。这是一个将了解亚洲，与亚洲互动融入澳大利亚文化的重要开始。这样密切的了解，给我们提供了在贯穿整个21世纪的异常激烈的竞争中处于前沿的机会。因为在各个层面建立人力资本和加强联系将最终使我们在地区和全球经济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和地位。这将使我们能够通过自己在本地区不断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最有力地控制澳大利亚的经济表现。我还要再说一次，这不是仅仅依靠政府就能决定的。这要依靠意愿、能力，最重要的是全体澳大利亚人民开放的思想。
我要再次感谢大家为我提供了一个分享一些思考的机会，这样的思考既在白皮书中有所体现，同时也基于我自己的个人经历。我知道现在有许多关于中国增长放慢，或是资源热结束的闲谈，一些人感到悲观。就我而言，我对中国的崛起能够帮助提升澳大利亚当前和未来几代人的生活水平这一点一如既往地持乐观态度。这是一个延续100年，而非100天的过程。前提是如果我们能够多样化；如果我们与亚洲开展对话而不是发号施令；如果我们承认许多重任需要由商界、机构和人民来承担；如果我们能够深入思考，并将思想与行动协调一致，就象我们今天在大会上做的一样。如果我们拥抱来自亚洲的机遇，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世纪变为澳大利亚的世纪。再次感谢大家，欢迎大家提问，同时期待与我的同事们开展小组讨论。